杜維明：當代中國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學
近代以來，長期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學陷入了困境。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西方強勢的軍事、經濟和文化不斷全面而深入地進入中國，而其中西方思潮對儒家思想的沖擊，也一步步加深，並大肆摧殘固有的文化資源，這是儒學前所未有的危機。但是，儒學並沒有就此沉淪為游魂，或甘於被棄置入博物館中。一代代有智慧，有擔當的儒家學者對儒學進行了理論創新，使得儒學得以“一陽來復”，“靈根再植”。事實上，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歷劫不死，並練就金剛不壞體，乃至鳳凰涅槃，與它自身的特質息息相關。在我看來，儒學是跨時代、跨文化、多學科、分層次、沒有教條的，這些特質使它具有了普遍性和永恆價值。
儒學第三期應當對西方文明、啟蒙心態作出回應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開、放遠的話，可以發現，凡是社會、政治等各方面比較好的華人世界，對儒家的評價都是正面的﹔相反，社會、政治風氣不好的地方，儒家的形象都是糟糕的。這表明，儒家的積極意義遠遠大於它的消極意義，所以我想21世紀的中國，仍然離不開儒家思想。當然，21世紀中國所需要的儒家思想，也應是進行了自我更新的儒學，這就是我一直在倡導的“儒學第三期”。儒學第一期是從曲阜的地域文化、地方知識發端，經歷了從先秦到漢代數百年的發展，逐漸超越地域的限制，成為中原文明的核心、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學第二期則從中國文化發展到東亞文明，這就是宋明儒學、尤其是朱子學、陽明學在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傳播與發展，可以說，儒學在第二期已不僅是中國的，還是整個東亞的。而接下來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則是要面向整個世界的，儒學要真正成長為“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而這就要看儒學能否對整個西方文明、尤其是從啟蒙以來的“啟蒙心態”作出回應，並進而能否給人類社會提供有價值的東西。可見，儒學第三期應是基於本土、面向世界的。
儒學如何解決當代中國問題：學習、對話、和諧
而就當代中國自身來說，儒學應能對當代中國一些問題的解決和未來優良中國的塑造有意義、起作用。事實上，在傳統中國，儒家思想的積極意義和正面作用是極其巨大的。因為正是在儒學的影響下，傳統的中華文明成為了一種學習的文明、對話的文明與和諧的文明。我想這三點也正是儒家思想對當代中國的意義所在。
首先，我們應當擺脫西方工具理性帶給我們的惡劣影響，恢復中華文明本有的學習精神。儒家所講的學習，一方面不只是知識技術的學習，而是一個整體的學習理念，即學做人﹔另一方面，這個學做人的學習不具有完成時，它是一個永恆的過程，每個人都處在自我人格完善的過程中。對此，我提出了“體知”的理念，“體知”用英文說就是embodied knowing，是經由身體來認知，這種認知包含了宋明儒者的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同時也具有知行合一的意義，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的理性認知。“體”這個字在中文裡面有很深刻的含義，比如體驗、體察、體証，它是一個復雜的認知體系，需要包括人的心、靈、神，這是很難的一種認知，但卻是絕對必要而且緊迫的一種認知。
其次，我們應當重拾儒家思想中對話的智慧，以對話來處理問題。當前，中國人的氣很足，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戾氣，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如何解決它，就需要對話的智慧。儒家就充滿了對話的智慧，無論是《論語》《孟子》，還是后來的《朱子語類》《傳習錄》，都是在對話中完成的。因此我一直將儒家倫理視作一種對話的倫理，一種充分體現對話精神的倫理。事實上，對話意味著雙方相互之間是有差異但平等的主體，所以對話是互相容忍的，是互相承認的，是互相尊重的，一定是交互的，不是強迫的。通過習得對話的智慧，我們可以學會人與人如何相處、團體與團體如何相處、民族與民族如何相處、宗教與宗教如何相處、國家與國家如何相處、文明與文明如何相處。
最后，我們應當將和諧作為准則與目標，達到人自己的身心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儒家有一個核心價值——禮，禮的深意在於和，而和的背后體現了儒家對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內在價值的肯定。儒家認為世界的存有是連續的，因而我們不能拋棄掉日常生活，去追求一個外在的更高真理，儒家更認可的是，最高的價值和意義就在日常生活中體現。這就使得儒家特別強調“和而不同”，因為這是對日常生活世界中差異與多元的尊重。換句話說，儒家不落在一個極端，它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所以，我們在欲望之外，需要心靈﹔在理性之外，需要同情﹔在自由之外，需要正義﹔在權利之外，需要責任﹔在法治之外，需要禮讓﹔在個人之外，需要社群﹔在人類之外，需要自然。
儒家士君子的擔當意識是民族的希望
顯然，如果儒家思想能在以上三個方面發揮出它的作用，那麼，一個富足而有禮、強大而安定、繁榮而和諧的中國，將是可以期待的。而要使儒學在以上三個方面真正發揮作用，離不開每個人自覺的擔當意識。而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僅需要精英階層、思想者的擔當，也需要每個公民、每個個體的擔當。隻有每個人都具有儒家士君子的擔當意識，我們的社會才有希望、我們的民族才能上進、我們的國家才有未來。這並不是將過重的負擔賦予每個個體，而恰恰是對每個個體的充分肯定，儒家講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就是這個意思。而這，也正是我們當代中國人無可推卸的“天命”。
（作者為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教授﹔文字整理：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王正）
作者感言：
非常感謝《人民論壇》向我頒發這個榮譽。我得過一些國際獎項，在國內獲獎，對我而言，特別重要。
我曾於1978年回中國大陸，1980年在北師大教研半年，1985年在北大哲學系講授儒家哲學半年。這期間對於儒學在現當代的驚人變化，我感慨不已。過去我們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們把官員貪污腐敗、民眾貧窮愚鈍、新舊極權主義、錯過了工業革命、沒能建立民主人權法治社會、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等等，都歸結於傳統之惡劣。我們拿幾千年積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歐美文化中的優質部分作比較，把責任歸結到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與倫理身上，這顯然有失公允。今天，少兒讀經班、國學班、儒商研究等在學校、民間、媒體、企業興起，甚至成為一種淺薄的時尚，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到欣慰。
我在哈佛大學學習、教學近四十年，在全球一百多所重要大學有過教書講學經歷。在美國，哲學系一般都由從兩希（希臘、希伯來）文明生發出的邏輯學、本體論、認識論、宗教哲學統領，而中國乃至東方的智慧、倫理、思想，一般籠統地歸為遠東或近東或東亞文明系。
東方的智慧、倫理、思想，是不是哲學？是中國哲學還是哲學在中國？這些歧視性的偽論題，曾在馮友蘭先生邀請杜威來中國訪問時，本國學者提出過。當然，現在已經有所轉化，“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在國內已經基本解決，但中國哲學在全球發揮影響，依然道路漫長。
2018年，世界哲學大會將在中國舉辦，這是100多年來頭一次。屆時，各國優秀的哲學家將來到中國，他們將能或多或少地體會到中國智慧、倫理、思想的綿長精深。中國哲學是中國的，也是人類的，她是世界哲學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轉化這個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
（人民論壇記者周素麗採訪，王清心整理）
思想小傳：
杜維明，北京大學哲學講席教授，哈佛大學研究教授、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國際哲學研究院院士。
杜維明生於1940年，先后求學於台灣東海大學、哈佛大學，受教於牟宗三、徐復觀、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學者。1963年哈佛碩士畢業，1968年獲哈佛博士學位。曾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81年回哈佛大學任教，先后任東亞系主任、哈佛大學宗教委員會主席、哈佛燕京學社社長。2008年，受北京大學邀請，創立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任院長至今。
杜維明曾將自身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從學術起步到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他著重詮釋儒家傳統，確立了對儒家精神價值作長期探索的為學方向。1978年至20世紀80年代末，他的關懷重心在於闡發儒家傳統的內在體驗和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這一時期，他所關注並拓展的論域有“傳統與現代”“儒學創新”“儒學三期”“東亞核心價值”“軸心文明”等。20世紀90年代以來，他進一步拓展論說領域，更加關注“文明對話”“文化中國” “啟蒙反思”“全球倫理”等問題。
杜維明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借鑒文化人類學、比較文化學、比較宗教學等跨學科研究的方法，闡發了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和儒家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勾畫了當代新儒學理論的基本構架，在東亞和西方世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從而被稱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國際上最有前瞻性和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代表作有《中與庸：論儒學的宗教性》《人性與自我修養》《道、學、政：論儒家知識分子》《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等。
（人民論壇編輯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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