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社評論部
二、“四個全面”的現實邏輯
從近代以來亡國滅種的危機中追尋民族復興的夢想，在社會制度創新的跋涉中為人類探索更美好的未來，沿著中國道路一路走來，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理想的彼岸，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在登頂的沖刺中遭遇難以想象的阻力，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站在比前人更高的新起點，當今中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一點也不比不發展時少。但正如馬克思所言，“如果斗爭是在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麼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就太容易了”。這是一場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引領民族復興的戰略布局》一文，用“歷史，從來都是在直面問題中展開其波瀾壯闊的畫卷”，來展現這些更高層次的挑戰。新挑戰給“中國航船”帶來巨大考驗，問題的答案，事關中國的前途，也影響世界的未來。“四個全面”在這個時候提出，從堅定中國自信、立足中國實際、總結中國經驗、針對中國難題的高度，廓清了治國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鍵，拎起了中國發展的總綱，確立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主要矛盾、重點領域、主攻方向。
中國人歷來重戰略。在中央看來，21世紀的頭二十年是難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達到總體小康的目標之后，中國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判斷並未改變，但是其內涵和條件正在發生變化。這種新變化集中體現為，在更高的發展起點上，發展機遇前所未有，風險挑戰前所未有。
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質上是發展的問題，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這個發展的主要內涵，是提質增效、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從“奔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十八大描繪出全面小康社會的清晰圖景。小康夢的升級版，為中國夢注入更多實實在在、鼓舞人心的內容。“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與“大家好，民族好，國家才會好”相互激蕩，從最貼近民心的角度激發起全面小康的無盡動力。
進入“發展起來以后”的階段，中國的問題確實“不比不發展時少”。中央認為，要解決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抓緊推進全面改革，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舉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意味深長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設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幾十年裡，我們講過很多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在人們心目中，似乎隻要把這些現代化拼接起來，一個現代化國家就自然而然地誕生了。
可是，靠什麼推進現代化？怎樣實現現代化？一旦落到實踐層面，很多問題就冒出來了。單槍匹馬的改革“新星”縱有三頭六臂，也難以化解眾多積重難返的矛盾﹔那些靈機一動的“點子”即使能救活一個產品一家工廠，也終不可與成熟的創新機制同日而語﹔而離開了嚴密規范的制度設計和執行，“一放就靈”“一包就靈”的神話，很快就會褪色失靈。不斷深入的改革實踐使我們黨深刻認識到，“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社會制度是現代化變革的關鍵性因素，隻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現代化才能平穩持續地向前推進。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越高，對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現代化作為繼“四個現代化”后我們黨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是改革進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觀要求，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全面深化改革，開啟了生產力、創造力和社會活力迸發的閘門，如何讓這噴薄的洪流奔涌在既定的河道？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所介紹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就開始著手研究和考慮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議題。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頂層設計，實現這個奮斗目標，落實這個頂層設計，需要從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制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藍圖，成為中共黨史上第一次專門研究法治建設的中央全會。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就必須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從法治上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制度化方案。
正是循著這樣的邏輯，從2013年到2014年，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一個總體戰略部署在時間軸上順序展開。兩個全會決定是前后相續、緊密相關的“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共同保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順利實現。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任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離開了中國共產黨這個堅強的領導核心，無論是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都將失去最根本的依托﹔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也可能成為水月鏡花。
從嚴治黨始終是我們黨的自身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我黨90多年歷史上首次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八項規定為肇始，以作風建設為突破口，以教育實踐活動為深入拓展，以重拳反腐為強勁動力，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思想在實踐中不斷成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形勢下堅持從嚴治黨，就是要落實從嚴治黨責任，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從嚴管理干部，持續深入改進作風，嚴明黨的紀律，發揮人民監督作用，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全面從嚴治黨，核心問題是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重點是從嚴治吏、正風反腐、嚴明黨紀，目標是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全面從嚴治黨體現了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的統一，體現了黨的建設與治國理政的統一。黨的領導是“四個全面”之魂、戰略中軍帳之帥，鍛造堅強領導核心，全面建成小康有擔當、全面深化改革有智慧、全面依法治國有決心，就能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提供方向指引和領導保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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