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反腐敗思想和理念的重大創新【2】

以標促本的“標本兼治”思想和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管黨治黨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需要經歷一個砥礪淬煉的過程”，“要堅持治標不鬆勁，不斷以治標促進治本”。作為管黨治黨的重要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斗爭，不僅堅持了“標本兼治”的思想和理念，而且有一個突出特點，那就是強化懲治、以標促本，先期重在治標，以治標促進治本。

　　黨的十八大召開后不久，為應對當時“依然嚴峻復雜”的反腐敗斗爭形勢，黨中央提出了“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的反腐敗思想和理念。這與黨的十八大之前的“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反腐敗思想和理念有著明顯不同，因為前者的重點在懲治（治標），后者的重點在預防（治本）。

　　對於以標促本的“標本兼治”思想和理念，王岐山同志用一個形象的比喻進行了解釋：一個發高燒生命垂危的病人，醫生是先給退燒還是先治病根？顯然是先退燒救命，再找出病根、對症下藥。否則，病根還未除，人已經燒死了。

　　事實上，在反腐敗斗爭中，“標”與“本”是一對矛盾關系，“標本兼治”並非是治標與治本同步同力，而是應當審時度勢，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先期解決矛盾的主要方面。黨的十八大召開后不久所面臨的嚴峻復雜的反腐敗斗爭形勢，充分証明“標”已經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迫切需要強力反腐來治理，和時間賽跑，為治本贏得時間。更何況，治標本身也是治本過程的一個階段，不治標也就談不上治本。

　　治標，主要是強化懲治，“老虎”“蒼蠅”一起打，目的是“治已病”、減少腐敗存量。治本，主要包括制度建設、紀律建設、道德建設、黨性修養，目的是“治未病”、遏制腐敗增量。

　　從中外歷史經驗看，大力反腐需要有一個集中懲治的過程。清朝雍正王朝的反腐就是如此。雍正即位后，針對康熙后期積累下來的吏治廢弛、貪污成風問題，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吏治整頓運動，集中查辦了包括湖廣布政使張聖弼、湖南按察使張世安、江蘇巡撫吳存禮、山西巡撫蘇克濟、蘇州織造李煦等一大批高官，使當時的官場清明了許多，為雍正王朝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普京擔任總統后，在俄羅斯也掀起了反腐風暴。在這場風暴中，俄武裝力量前總參謀長馬卡羅夫和軍事航空運輸司令部副總司令舍米亞金因財產申報不實被免職，俄新西伯利亞州州長尤爾琴科、布良斯克州州長杰寧因利用職務之便謀私利被解職，俄陸軍前總司令奇爾金因受賄被判刑。強力反腐使俄羅斯貪腐之風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為將強化懲治、以標促本的“標本兼治”思想和理念具體化，黨中央提出了反腐“三階段論”，對反腐敗戰略路徑進行了理論上的闡釋。反腐“三階段論”的主要內容是：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正風肅紀、反腐肅貪，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形成“不敢腐”的有力震懾﹔把嚴肅紀律作為治本之策，守住紀律底線，穿越底線動輒得咎，強化“不能腐”﹔堅持理想信念宗旨這條高線不動搖，最終解決“不想腐”。通過強化懲治，先使其“不敢”﹔再通過不斷深化改革、破立並舉，加強制度建設，到使其“不能”﹔最后通過強化黨性修養和道德建設，不斷堅定和提高政治覺悟，使其“不想”。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通過治“病樹”、拔“爛樹”、護“森林”，逐步形成領導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反腐“三階段論”在歷史上有經驗可循，符合反腐的一般規律。中國古人在總結有關經驗時，認為廉潔有三重境界：“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其中，“不敢取”為下、“不苟取”為中、“不妄取”為上。這正與“不敢”“不能”“不想”的反腐路線圖相對應。

　　在以標促本的“標本兼治”思想和理念指導下，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筑，黨內政治生活呈現新的氣象”。

紀法分開的“把紀律挺在前面”思想和理念

　　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持續深入，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強調紀律建設的重要性，並明確提出“把紀律挺在前面”的反腐敗思想和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打鐵還需自身硬”，必須嚴明黨的紀律。他反復強調加強紀律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

　　為什麼要把紀律挺在前面？這是因為，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無數反腐案例証明，黨員“破法”無不始於“破紀”。強調把紀律挺在前面，就要求守住紀律底線，注重用黨紀來衡量、約束黨員干部的行為，堅持抓早抓小、動輒得咎，用紀律管住全體黨員，做到防患於未然。

　　“把紀律挺在前面”的實質，就是要求把紀律挺在法律的前面。如何做到這一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紀法分開、紀嚴於法”的新思想新理念。黨中央認為，國家法律是公民的底線，黨的紀律是黨員的底線，兩者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黨的先鋒隊性質和執政地位，決定了黨的紀律必然嚴於國法。如果紀法不分，黨的各級組織、黨員都退守到連公民都不能破的法律底線上，就降低了黨員的行為標准、弱化了黨的先進性，在實踐中，也會導致法在紀前，把違紀當成“小節”，黨員不違法就沒人管、不追究，最后造成“要麼是好同志、要麼是階下囚”。“紀法分開”，就是紀律的歸紀律，法律的歸法律﹔“紀嚴於法”，就是黨的紀律比國家法律規定得要嚴格，黨員違紀未必違法，但黨員違法必然違紀。修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就是為了重點解決長期以來黨規黨紀中“紀法混淆”的突出問題，去除了原條例中與法律法規重復的內容。

　　為將“把紀律挺在前面”具體化，黨中央提出了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強調抓早抓小、用紀律管住大多數，以達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主要內容是：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約談函詢，讓“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違紀處理的大多數﹔黨紀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的成為少數﹔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成為極少數。“四種形態”從8800萬黨員的總體出發，為一般健康、亞健康、得小病、生重病的不同人群提供了分類診療方案，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根本要求。

　　紀法分開的“把紀律挺在前面”思想和理念，體現了堅持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作為“把紀律挺在前面”的具體實踐，黨的十八大之后，查辦黨員領導干部腐敗案件由此前的“辦案”一律改稱“紀律審查”，違紀違法者先由紀委作出紀律處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處理。這改變了十八大之前對涉腐黨員領導干部的懲處由紀檢機關全程包辦的做法。對於一些嚴重違紀但尚未觸犯刑律的黨員領導干部，則隻按黨紀給予處理，如副部級的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劉禮祖因嚴重違紀，受到開除黨籍處分，被降為科員﹔副部級的雲南省委原常委、秘書長曹建方因嚴重違紀受到開除黨籍處分，被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副部級的江西省政協原黨組成員、副主席許愛民因嚴重違紀，受到開除黨籍處分，被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這樣不僅做到了紀法分開，而且節省了紀檢機關查辦違紀案件的成本，提升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綜合效能。特別是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為紀法分開提供了制度保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