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梦想，看上去很美

在斯坦福大学读了两年博士以后，潘文颖在想，如果现在让自己重新填一次高考志愿，还会选择基础学科么？

“我不知道。”她说。

看了程教授的博客，她也回忆起了自己的10年科研历程。从在高考志愿上填报清华大学化学系开始，潘文颖周围就“充满了劝退和唱衰的声音”，家里为此还召开了紧急会议。但她仍然坚持。直至现在，她还记得，刚入大学时寝室里4个女孩儿熄灯夜聊，竟然有3个的偶像都是居里夫人。4年后，潘文颖本科毕业。这3个同学，一个转去读了金融研究生，另一个转去读了医学博士。班里的8个女生中，只有两个将来或许会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其他都在不同的时间点改了行。

做一名科学家，曾是很多80后的梦想。“从小学教材里，我们知道了一种叫做‘科学家’的人，他们是崇高的、纯粹的、追求真理的、造福全人类的。”潘文颖说。然而，直到她开始亲身去做科研之后，才渐渐明白：“如果喜欢看电影，你未必要当演员；如果说科学本身是很美的，那么在每天做科研的过程中却未必能够体会到这种美。”

钟一然（化名）即将从一所重点大学的物理系博士毕业，他的同学大都做着两手准备：有的考了CFA、CPA，有的在基金、券商实习，有的在面试咨询公司，也有打算去中学教书的。在国外读博士的同学也纷纷读了一半就转到其他的学科，或者拿到硕士学位后，转身去了华尔街。

“科研的道路看不到头，博士毕业要做博士后，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只能待两年，如果没有大学聘用你，就得不停地换流动站继续做，很多人做了七八年，也找不到教职。”钟一然说，一方面是科研的枯燥和疲惫，另一方面是高薪工作的诱惑，放弃科研再正常不过了。

逃离科研的学生，并非个例。

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数学系的就业助理分析发现，如果仅从研究生的就业去向来判断，数学系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金融系。在硕士毕业的25名同学中，有11名进入了金融领域。

根据上海某“985”高校数学系连续两年的就业数据，数学系的硕士生中，有超过一半进入金融行业。博士生中，虽然在高校、科研院所工作或继续深造的仍占多数，但毕业后放弃科研的也越来越多。

项目的压力，使得学生必须多快好省地干活

都说科研苦、科研累，到底有多累？

吴宝俊将中科院内大部分研究生的生活形容为“7-11”：一周工作7天，每天11个小时。

很多导师要求学生每天早上八九点就到组里，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晚上一般到10点才能离开，至于周末，则是开组会的大好时间。在校园里，不到吃饭的点都见不到什么人——其余时间都“宅”在实验室里。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教员的工资都可以“忽略不计”。2004年回国、进入一所著名理工科高校任教的刘丹（化名）记得，自己当时的工资是税后1600元，8年过去了，他先后带了几十个研究生，但每月工资条上的数字仍然只有2300元，但这些研究生的津贴都得由他来掏腰包。

因此，科研走的都是“项目养人”的路子：导师的收入靠项目，给研究生发津贴也得靠项目。

“要顺利完成一个项目，才能接下一个项目，所以压力很大，就必须多快好省地干活。年轻人自然工作强度很高。”吴宝俊说，随着大学的扩招，学生“价格便宜，量又足”，遇到有的“变态”导师，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把女研究生当男研究生使，把男研究生当博士后使，把博士后当牲口使。”

在有些研究小组里，导师自己也是工作狂，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除了吃饭之外，不许学生有业余活动，不许上网、听歌、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只许看书、做实验。导师们把勤奋当做取得成绩的第一要素，并期望通过这种工作方式染指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或者至少能评个院士。“很多教授还没拼到能做出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自己就先过劳死了。”吴宝俊说。

学生不但要帮导师做科研，还要帮导师做私事。

在中部一所“985”高校数学系读博士的李浩说，导师申请基金、填表格、报账、组织活动会务等，统统都由组里的研究生负责，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帮导师修家里的电脑、订餐甚至接送孩子。

“让研究生给导师干私人的活，这是不对的。”吴宝俊说，这既涉及到导师观念的问题，也有制度上的缺陷。欧美的研究组都有工作量的规定，一到下班时间，导师自己也雷打不动地回家，至于让学生去家里修电脑，那是要按小时计费的。相比较而言，中国教授和学生天天在实验室加班，使唤学生的现象非常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