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政策、治理与文化治理

文化政策是统治者的对于文化生活的意识、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集中体现。按照英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对“文化”的定义--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特质[14]，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人们关于社会生活的意识的表征。与文化相对应的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按照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和“文本理论”（theory of the text），文化政策实际上就是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政治领域的一种文本表征。在国内，胡惠林关于文化政策的定义完全遵照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他认为文化政策是阶级和国家在文化领域里为实现特定的文化任务和文化目标而对利益和利益分配的行为表现[15]。毛少莹则将公共文化政策定义为“即社会权威（通常是政府）在特定情境中，为达到一定的文化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动准则。其作用是规范或指导有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动，其表达方式包括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的指示，振幅大型的规划、具体行动计划及相关策略等。常常表现为国家或地区的重要领导讲话、文化发展纲要、规划、文化法规等。”[16]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文化政策”主要有三个来源--各级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关于文化而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和中共中央历次代表大会报告、历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文化的部分。本文以将这三者作为文化政策文本的来源，尤其是后两种非正式或者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渠道。尽管这两种渠道不是正式制度，但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的产物，其本身往往是正式制度的“元政策”，更加具有实际意义。

“治理”（governance）一词起源于西方，是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有关的一个概念，它常常与“统治”（government）相对使用的，其适用领域由最初的政治学领域扩展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按照国内著名学者俞可平的研究，“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17]俞可平进一步将“治理”引向“善治”（good governance）,同时将善治分为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和公正十个基本要素。[18]

关于“治理”这一概念的使用，大致可能存在两种用法，一是指组织的性质。治理的定义将各式各样机构和行动者卷入政策结果的生产之中，包括非政府组织、独立的政府机构、私人公司、压力团体与社会运动，以及传统上被认为是统治之正式部门的国家机构。另一方面还可能指组织间关系的性质。“治理”在此指特殊的协调整合形式。相反于透过层级整合的由上而下控制，以及透过市场整合的个别化关系，治理牵涉了网络与伙伴关系的整合。治理指的是“组织间关系的自我组织”[19]，或是“自我组织的、组织间的网络”。采取这种说法的学者，通常是指涉当代社会里整合协调的性质，从统治（层级）转移到了治理[20]。

根据“治理”的概念，我们针对文化领域内国家的行为，引伸出“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的概念，由于“文化治理”是最近几年学界提出的一个新范畴，因此对于“文化治理”的定义尚无较为统一的界定。

但根据先前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文化治理”不仅指涉及治理的文化向度，还暗示了“文化治理”成为当前治理课题的重要方面。文化治理是文化研究中与权力相关研究的一个分支。关于“文化治理”的概念更多地来自于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管治”（或译为“统理性”，governmentality），作为福柯的主要主题，“统理性”这不仅对以后关于话语的研究著作有很大的启发，同时也扩展了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研究的领域。

“统理性”这个词有三个意思：

1.由制度、程序、分析、反省以及使得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计算和手法组成的总体，这种权力的目标是整个国民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机器（apparatuses of security）；

2.在很长一段时期，整个西方存在一种趋势，比起所有其他权力形式（主权、纪律等），这种可称为“管治”的权力形势日益占据了突出地位，这种趋势一方面导致了一系列特有的管治机器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一整套知识的发展；

3.（这个词指）过程，或更加准确地说，指过程的结果，通过这一过程，中世纪的司法国家，在15世纪、16世纪转变为行政国家，并逐渐变得“管理化”了。[21]

虽然学界公认“文化治理”来自于福柯的“统理性”概念，但是对“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治理，即意涵、包含着包容性发展的文化观念，更多的是从社会建设和和谐的世界观的角度进行的理解。另外，有的学者则认为，“‘文化治理’是企图结合governance和governmentality这两种概念。文化治理一方面须注重其不拘限于政府机构的性质，以及治理组织网络化的复杂状态；另一方面，必须关注文化治理乃是权力规制、统治机构和知识形式（及其再现模式）的复杂丛结。‘文化治理’概念的根本意涵，在于视其为文化政治场域，亦即透过再现、象征、表意作用而运作和争论的权力操作、资源分配，以及认识世界与自我认识的制度性机制” [22]。

本文所界定的“文化治理”更多是从权力运作的角度对文化政策进行的考察。文化治理是指掌权者在其权力运作的政治的场域内，通过文化政策等观念意识的表达和实施，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对社会政治生活参与者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借以达到分配社会资源、维护其政治统治、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一种综合性机制。

文化治理是文化在政治领域的一种重要形态。文化政策的研究天然的具有政治性、整体性、系统性等特征。文化治理--作为政治生活中掌权者在对整个社会的文化资源进行分配和控制的一种策略，其本身就是具有工具性的特征。“文化既不是治理的目标，毫无疑问，也不是它欲颠覆的对立面；毋宁说，文化是治理的工具… …”[23]文化作为一种人的意识的表征与社会交往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文化政策作为文化的文本形式，其本身就与所谓“政府解析学”（analytics of government）共同参与了社会交往的话语构建[24]。

文化治理作为社会管理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国家在文化生活上的进行社会管理的途径选择。“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