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三：怎么启动中国城镇化这只拉动发展的巨大引擎？

——键在于釆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让其所蕴含的发展潜力和红利真正释放出来。如果基于“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 的目标，习惯于传统计划推力的城镇化，将丝毫无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难能释放其改革的最大红利并惠及广大老百姓。比如，全国1980-2000年20年累计投资为21万亿元，而2001-2011年10年投资累计高达151万亿元，后十年的绝对值相当于前20年的7.2倍。这种空前规模的投资拉动型城镇化，虽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吸引大量农民工入城并使他们增加了收入，但由于仍然沿用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体制，事实上并不能带来相应规模的人口城市化。这样造成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巨大反差，往往也会造就越来越多的空余建筑物、越来越庞大的灰色商住租赁市场甚至像鄂尔多斯一类的空城。其拉动经济增长效应虽然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一句话，如果仍然满足于央财不差钱的分税制现状，继续流连于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不完善、不规范的分税制，结果造成扭曲和抑制城镇化规律性成长的严重障碍，其所带来经济效益、生态环境和贪腐滋生、公平损害等方面的直接间接性损失，在我国确确实实已有难以承受之重！

而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和邓小平 “两个大局”战略路径，改革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传统办法，实行与国际接轨的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人口居住哪里就能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农民进入沿海和城市，既能把当地蛋糕做大，又能增加常住人口让蛋糕分得更多，还能带来消费增强经济拉动力。这样让人口自由流动“用脚投票”的规律发生作用，即可从根本上消除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双重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障碍，势必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相应带来差距收敛、生态恢复、公平效率与社会和谐等众多良效。

一是先一步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和城市，就再也不会采取“劳动承接、户籍拒绝”的作法，那么常年往返于城市打工地与农村户籍地的候鸟型农民工现象也将不复存在。全国将有约2.6亿劳动人口且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其中占82.1%的约2.1亿来自于中西部农村的沿海游动人口，则将稳定地转入沿海地区与城市安居乐业。由此可带来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全方位提升，由此计算合符经济规律和国际标准的全国城镇化率，将由目前按户籍人口的35%左右提高到按常住人口的51.27%，再加上长期被压抑的不合规律和常例的城镇化滞后值的12.31%(施建刚等，2012) ，即按国际一般标准正常值的我国城镇化率应达到63.58%的水准，实则意味着全国城镇居民将增加约4亿人口。对此，按全国城镇人口消费约为乡村人口(2011) 3.6倍计算，则相当于全国消费在现有基础上翻番，仅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一项，每年就可增加约20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