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由于按国际惯例以常往人口分配地方财力，也就像国际上一样在哪里就业一般就在哪里安家。这样以往进城务工者收入不能大量用于就业城市购房安置等长期性消费，致使巨大的消费资金转化为农村自建房等分散性投资的现象，同样将从体制机制上得到遏止。计算这笔账按2.6亿打工者人均每年约2万元共约5万多亿元，若加上农村建房各种连带投入和国家用于此种乱占滥建损坏耕地与环境的耕地整理与生态修复等必需的投入，按最保守估计亦不下于5万亿元。这样算来整个可预期的转化农村分散性无序投资为城市有效消费需求每年又有10万个亿。
三是由此一来，整个经济发展将进入消费为主动力的常态化良性循环，沿海城市地区将更加成为产业与就业、人口与消费的集聚集中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上亿人口级的现代化大都市的崛起，将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城镇化的规律性成长将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四是什么“候鸟型农民工”与“三农”问题、荒漠化灾害与生活面源污染问题、“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有碍生态、有损尊严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都将随着劳动人口的有序迁徙而不再存在。环绕或寄生于这种体制机制上的相关权力部门与人员经费，也会因为按财政供养人口分配的旧体制消亡而消失，仅每年用于这方面的税费开支就可节省数千亿甚至上万亿元。
这样理论概算下来，可望增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0万亿元，加上每年可转化农村分散无序投资为城市长期性置业消费等的10万亿元，启动这项改革全国每年仅增加消费就可达30万亿元，若计算包括整个城市经济和综合国力提升以及生态环境、社会和谐等所带来的积极引致效应和经济红利，这样加减乘除概算整个改革带来的红利，的确不亚于再造一个沿海！广而推之，完善分税制改革关键就在两点：一是改革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传统作法，实行与国际接轨的按常住人口分配财力；二是不搞西方式全国财政“大锅饭”，而要根据中国特色调动地方竞争发展积极性的基本国情，配套实施横向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这样重塑地方区域经济公平效率的市场竞争主体，则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通过起点公平以及规则公平而达致终点的公平（毛程连等，2003），即可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最终完善，大步迈向“第三步”法治化、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