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强化伪造、变造证件的法律责任

　　“其实，户籍本身只是统计人口的管理手段，不应与利益纠缠在一起。如果不与利益纠缠在一起，它便只是一个管理工具，也就不会引发多户籍的现象。”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姚秀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姚秀兰研究了自先秦以来的户籍法律制度。虽然暂未掌握一人拥有多户籍的史料，但她发现了一些脱漏或篡改籍注的情况，譬如，将贱籍改为民籍，将庶籍改为士籍以入仕，中户改为下户以逃税等等。

　　她认为，在农业社会的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下，不同阶层的人享有的权利不同，因此容易产生篡改户籍的情况。现在，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教育机会不均，户籍管理同样与诸多利益捆绑在一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曾对媒体表示，滥用户籍现象有四点原因，其中之一也是“政府错误地用户籍、身份这些公共信息管理手段来限制人口流入、分配紧缺资源、赋予特殊权益”。与此对应的，公众会为了在读书、就业、住房、社会福利等各方面获取更多利益而“巧立名目”，“生发立户、分户、迁出、迁入、结婚、离婚等各种行为”。

　　“从官到民、自上而下的多层次的不尊重、不遵守甚至滥用，是中国户籍管理的最大危机。”王太元说，违法犯罪者利诱或者威逼管理户籍的官员渎职，管理户籍的官员贪图私利、渎职枉法，这些也是户籍管理之乱的原因。

　　姚秀兰说，在历史上，篡改户籍的违法成本非常大，一旦发现，涉案当事人、官吏都要面临严厉追究，“唐律对这种罪名即有明文规定”。

　　褚宸舸表示，其实，我国对居民身份证的法律规定已较为详尽，“出台了《居民身份证法》，刑法也有‘伪造、变造身份证罪’。就目前情况来看，违规办理的情况还比较普遍，说明公安系统内部的监督还不够，有些人勾结起来办证，导致问题很难被发现，除非出了事”。

　　姚秀兰说，历史上，一些朝代曾建立户籍审查机制，即户籍册登记各项内容与本人核实的制度。例如，汉代法律规定，每年八月进行一次“案比”，官员需逐户进行户籍比对，核实画像、皮肤、身高等内容，打击脱漏户籍、隐匿不报或报而不实的行为，提高违法成本。

　　褚宸舸建议，从技术上，按照《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的规定，办理身份证可严格按要求录取指纹信息，通过技术上的比对，如果有重复办证，系统就会不予接纳。

　　“从法律上，一方面可以强化伪造、变造证件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应该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毕竟事情都要由人来做。”褚宸舸表示，如果存在不法行为，轻则行政处罚，重则党纪政纪甚至是刑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