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公务员职业道德的要求，古今中外都具有相似性？因为只要有公共权力，就有履行公共权力的人员；只要有公务人员，就要限制和约束他们的行为。公务人员和其他职业的人员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手中握有公权力。权力会使人傲慢，使人疯狂，会使“公仆”蜕化为“主人”，会被用来攫取个人的利益，从而使权力异化。公务员职业道德就是针对这一根本问题提出来的。
　　如前所述，职业道德属于“底线”伦理，对于公务员来说，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就是其行为的底线或者说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个活儿，干不了这个活儿，受不了这些规矩的约束，觉得工资太少，待遇太低，可以辞职。但不能利用职业身份去谋取法定待遇以外的东西。问题就在于，一些人没有其他本事，干不了其他的事情，所以他不愿意放弃公职岗位。但他发现，自己手里没有其他资源，但多多少少拥有一些权力，可以用权力换取希望得到的东西，于是就出现了权钱交易现象，出现了吃喝卡拿要现象，出现了乱作为以至胡作非为现象。还有一些人觉得待遇不高，但工作安稳，没有明显差错不会被辞掉，所以就尽力少干活儿或不干活儿，于是就出现了“散懒庸”现象，出现了不作为、慢作为现象。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需要“双管齐下”
　　公务员的职业行为与公共权力紧密相连，其职业道德比其他职业要求更高更严，因此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也必须有特殊的机制、特殊的路径。这些机制与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外在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约束，内在的个人良心和道德感的指引和警示，换言之，就是他律和自律、外约和内约。从现实需要来看，应该是他律在前，自律在后；他律为主，自律为辅。
　　之所以要强调这种先后、主辅次序，是因为存在着认识上的又一个误区。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认清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特殊性，结果在治理导向上出现了偏差。许多人是这样理解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属于个人认识和个人实践的问题，因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方式主要是唤起公务员的认知和良知，使之自省自律。这实际上还是沿袭了传统的“修齐治平”思维。中国古代也曾对官员有各种要求，许多要求和现在近似，但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制度保障的戒律是没有通电的高压线。反观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会发现一个基本的规律或趋势：将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这就是所谓行政伦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