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大同社会”

　　知识分子天生就具有一种比一般群体更多的超越自我和现实的价值追求，他们也更能理性地设计和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慨然负起了传统和现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为拯救社会的责任，梦想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和支撑着他们作精卫填海式的奋斗。1932年，在一个特殊的内外不安的环境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集体表演了一场“梦幻畅想曲”，请看他们的表白——

　　朱自清：“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我相信。这不是少数人凭着大众的名字，是真的大众。”

　　施蛰存：“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

　　穆藕初：“政治清理，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冰心：“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

　　叶圣陶：“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

　　郁达夫：“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杨杏佛：“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俞寰澄：“我想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个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

　　柳亚子：“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

　　邹韬奋：“我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

　　朱隐青：“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

　　张申府：“我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注重完美主义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虽然具体主张不一，但是多数有共同的取向：社会主义。虽然对于社会主义的具体理解未必一致，但赋予其美好的意境则是共同的。

　　工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

　　有关研究成果表明，1928年至1936年间上海发生的劳资争议和罢工案，最多时每年达到339件，最少时也有187件。其中直接为工资待遇问题发生的劳资争议和罢工案，最多时每年为164件，最少时也有70件，始终与劳资争议和罢工牵涉的厂家有4000余家，人数达13万人以上。

　　那时的工人生活真苦呀！著名的社会学家陈达解放前曾经在上海调查到这样一个烟厂工人每月家庭开支状况：全家连父母的收入，每月共得20元，每月开支——米6元，小菜5元，买柴火1元，付房租6元，零用2元。菜只能买些青菜、豆腐、黄豆芽，至于白菜、黄鱼是很少吃的。房子只能租一个后客堂，普遍没有窗户，屋里阴暗潮湿，零用钱2元只能照顾到肥皂、毛巾及开水等最起码的开支。赚的钱可怜巴巴，但干的活却非常多。上海各行业工人每日平均工作时间1930年为10.61小时，1936年为10.57小时，1941年为10.84小时,1946年为9.94小时。

　　累点，苦点，也就忍了，毕竟还能活下去。工人们最担心的还是被解雇，那样生计就断了。例如，大生纱厂的一个工人这样回忆：“爹娘死了以后，我的年纪大了。……心里非常难过的,常常想起来就哭……我以后老了，厂里不要我了，我靠谁去生活，靠谁吃饭呢？”这个工人没有想到去革命，但他又真心地感谢共产党的革命——“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以后，共产党、毛家伯伯让我退休，还养我的老，照常拿钱。”近代中国工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的梦想，在1949年之后基本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