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在温饱中生存

　　1949年前的中国农民，普遍受教育的程度很低，多数是文盲，又受生活的压迫，他们无法像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那样表达出严密而浪漫的梦想来。但他们是有梦想的，虽然不一定浪漫。晚清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听到一个中国贫农这样说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就成天吃大饼，吃饱了就躺下休息。”

　　吃饱、喝足，衣食无忧——这恐怕就是几千年中国农民对自己生活的最高理想了。因为这是数千年中国农民都没有完全实现的，相反的很多人却是长期挣扎在这个温饱与饥饿的交接点上。他们对于生活几乎没有奢望，因为饥饿的现实恐惧如影随形地跟踪着他们。据当时在咸阳一带的调查：咸阳的乡农，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期要生活在粮食恐慌中，全年购买粮食的有百分之二十五，不足三月的有百分之三十五，不足五月的有百分之二十五，能够勉强维持的仅百分之十五。

　　费孝通在1930年代调查的江村是位于鱼米之乡的富庶之地，但该村每户拥有土地的面积在满足一般家庭所需的粮食之后仅能勉强支付大约相当于粮食所值价的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当时的土地已受到相当重的人口压力。

　　1930年代中国社会学家们在扬州兰溪调查中发现的一首民谣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去年想今年好，今年想明年好，明年想来年好，年年背件破棉袄，一生一世苦到老。”

　　梦想老是破灭，农民哪敢有更高的奢望？能吃饱饭、睡好觉自然是那个时代农民的美好梦想了。这个梦想，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即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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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年前一次规模空前的征“梦”活动

　　1932年，《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出约四百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其中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知识分子。（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