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模式迫切需要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走了一条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道路。传统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迫切需要转型。

⒈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

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间瑞典为0.967，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同步城镇化”的典型。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14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即使包括“半城市化”的务工农民人口，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应该具有的均值（60%），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加剧了社会供给能力与消费能力的鸿沟，导致严重的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

⒉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8.2倍，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5倍。2008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为16255亿元，到2011年增加到41545亿元，3年间增长了2倍多。如果继续沿袭以往的用地扩张老路，势必占用更多耕地，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但是不顾用地需求的强劲增长，强制压减土地供应，势必又制约城镇化发展。如何破解用地“两难”，已经突出地摆到了各级政府面前。未来以土地扩张为导向的“规模城市化将”将难以为继。

⒊以“人口红利”为支撑的粗放发展难以为继

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为城镇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要素的利用一样，我国城镇化对劳动力要素的利用也采取了简单粗放的方式。未来5—10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不可避免，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通过在广东、河南、湖南等省进行的调研发现，不仅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中部地区也开始出现招工难问题。日本、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末人口红利消失之前已基本完成了城镇化，而我国在逐渐步入老龄化阶段时城镇化还处于发展中期。

⒋“钟摆式”人口流动带来社会隐患

大量的“钟摆式”和“候鸟式”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口流动造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现象，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带来严重社会隐患。延续以排斥农民工为特点的“半城镇化”模式，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城乡矛盾，也将阻碍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违背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

⒌大城市不堪重负，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滞后

我国大城市集中了优质的公共资源，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平台，人口过度集中，产生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等“城市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民工总量的65.4%集中在东部地区，64.7%集中在地级以上城市，而全国667个城市约有2/3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情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小城镇在产业发展、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与大城市相比差距巨大，对人口缺乏吸引力。2011年我国中小城市城市化率为33.9%，远远低于全国城镇化水平。而德国70%的人居住在小城镇；美国50%以上的人居住在5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