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创新的策略选择：不能依赖微观行动理论和中观治理理论

　　解决策略选择问题是廉政改革的基础。微观行动理论认为应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把基层政府作为廉政创新的第一主体，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地推行廉政创新，再向全国推广。廉政创新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特别是那些对于存在争议的制度措施比如官员财产申报等而言，从基层开始试行会减少政治风险，减轻社会压力。

　　中观治理理论则认为，应重视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作用，把中层组织建设作为廉政建设的重点，形成治理网络，发挥中层组织承上启下的作用，让廉政创新从中间向两边拓展。但客观地说，我国的社会团体力量仍过于薄弱，社会公众的参与效能感仍不足，他们难以承担起廉政改革的重任。

　　在这里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廉政制度，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廉政制度尚未形成整体力量，其原因在于缺乏廉政理论指导和顶层设计，以致廉政制度应急性强于规划性、短期性强于长期性。对于廉政创新来说，“摸石头”已经难以应付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并会使廉政改革陷入停顿，因此必须从宏观上明确廉政创新的总体战略和路线图，消除廉政制度的应急性色彩，强化其预见性和持续性。顶层设计并不是零散的“方案”、“规划”的制定，也不是简单的查漏补缺，而是把廉政改革作为一项社会工程，从政治发展角度审视和评估廉政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定廉政创新的工作环节、重点步骤以及阶段目标，引导廉政改革的整体推进。顶层设计要求廉政改革与政治发展和社会民意相一致，吸纳有益行政体制改革要素，形成廉政创新内核。如此，顶层设计的宪政原则是什么、顶层设计与惩治防体系发展规划如何协调、顶层设计应该优先考虑哪些制度内容，包括国家预算民主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举报人保护制度等，均需着眼于廉政建设的长远规划作出选择。

　　廉政改革的关键是有效制约公权力

　　如何更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解决这个问题是廉政改革的关键。在理论界，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制约思路。

　　权力制约权力论以天赋人权理论为基础，认为权力必须受到有效制约，要制约权力，应在横向上配置给三个权力主体，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通过它们之间的权责规定和运行过程中的相互制衡，从而避免权力被滥用。

　　权利制约权力论以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认为政府权力是有限的，公民、社团可以通过行使选举、罢免、言论自由、参与及非暴力反抗等民主权利对权力主体进行制约，从而让权力不敢逾越边界。

　　以道德制约权力论以经济人假设理论为基础，认为人性本恶，不对权力加以制约，任何权力主体都可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故应把外在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权力主体内心的道德自律，通过强化道德修养和道德意志，培养权力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从而保证权力的廉洁性。

　　其实，制约的关键在于适度分权，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从现有分权途径来看，我们并非要采取西方的分权做法，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功能分解，让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属于不同的权力主体，形成既协调一致又相互制约的局面。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关注，一是权力结构改革的核心是什么。这个问题从纵向方面涉及到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方面涉及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协调和制约关系;二是权力配置的关键是什么。这个问题从内部涉及到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从外部涉及到权力与制约之间关系。针对于此，在权力结构方面，我们需要围绕“职能”重新梳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各自定位，明确划定政府职能、市场职能与社会职能之间的界限，各自履行应有的职能。在权力配置方面，需要明确权力配置的本质是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其关键在于杜绝个别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资源，实现权力资源分配的分散化和相对平等化，让不同阶层或集团能够拥有不同性质的权力资源，进而让这些权力资源代表不同的利益权利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