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等思想的美国式的解读。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平等的口号获得普遍赞扬，美国《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平等成为强大的思想力量。“人生而平等”，但是现实中的人并不平等，民主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民主制度真正实行的前提是适当的财富分配，确保所有公民获得有效地实现其基本权利的必需的手段。美国建国时的平等观念意味着身份平等、政治权利平等和财产平等。建国时期美国社会财富相对平等，但建国后随着经济加快发展，下层民众的经济境况恶化，两极分化等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加剧，民主制度失掉了经济基础。由此美国开始了积极构建保护资产者的共和政体，开始了在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共和政体的尝试，重新构建了以财产不平等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公平的经济社会需要公平的政治制度机制来促成，但是美国式资本社会不存在私人和社会利益一致的原则，民主制度也是建立在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市场在自由运作的时候，选择的必然是效率，保证了效率却失去了公平原则。美国社会始终不是按平等的原则进行管理。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处于高度的贫富不均状态，有名无实的民主政治体制未能代表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民主拒斥经济平等，对经济秩序不平等听之任之。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少数人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而不幸的工人却处于贫困中，没有福利救济，没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缺乏安全感和从事有意义工作的机会。但是平等的必然要求表现为当不平等达到一定程度时，它就开始发挥作用，抑制不平等的加剧，使得社会朝着较为平等的方向推进。“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证明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过去3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成果惠及了富人，中低收入家庭经济难以改善。美国式的民主并没有给世界提供能实现经济平等的实践模式。

（四）美国宪政法律制度的解读。美国把法律推升到神圣的地位，把国家权威通过法律神圣化，强调这是保证实现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看似尊重法律，但实际上与自由价值观是相背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仅仅赋予法律制止影响他人自由的权力，但美国法律完全成了最高权力的神圣体系，由此破坏了自由价值观的核心原则。实际上美国法律制度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法官自由裁定权、法律程序否定法律正义、模糊的法律领域等为富人和统治者提供了合法保护。西方国家存在着大陆法和普通法两大法系，美国法律实行的是普通法制度。美国法律长期没有系统成文的刑事诉讼法，直到1945年才制订了《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缺乏明确性和严谨性。美国法律实行判例制度，法律解释灵活，法官对先例原则和制定的法律都享有司法解释的神圣权力，造成法律含义的极大伸缩性，为保护富人提供了法律空间。美国法律强调程序规则，要求在诉讼中以程序标准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禁止获得影响程序的真实法律事实。美国法律坚持陪审团制度，认为通过民众行使裁判权，可以保障宪政制度和法治目标，似乎是将民主渗透到法律中。美国实行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不符合程序标准的证据在庭审前就由被告方予以排除，法院常常以证据违法推翻被告人有罪的法定理由。法律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保障公民不受犯罪侵害的权利，程序应该服务和保障实体正义，片面强调程序公正，往往是颠覆案情真相，放纵涉嫌罪犯，并不能保障法律的正义和公平，程序绝对化损害了实体正义和法律价值。美国实行大陪审团制度，但是陪审员往往被检察机关或者辩护律师利用，陪审团审判为法官和律师宣传提供了途径，案件的结果受到影响，陪审团“无理否决权”的合理性遭到了广泛质疑，出现对大陪审制重大缺陷的反思，但是大陪审团制度被认为有掩饰民主制度的作用，长时间得以保留。美国法律活动依赖于律师，判例法的缺陷使得法官和律师形成利益集团。名人和富人请名律师，辩护最终以程序性取胜，普通民众不具备请名律师的能力，也就不能享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法律形成了与平民对立的贵族阶层。美国法院常常做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牺牲受害人的利益，放纵了部分犯罪，最典型性的是 “辛普森杀妻案”。1994年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因为程序问题证据不被采用，在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中被宣告无罪，辛普森竟逃脱了法律制裁。犯罪分子在犯下重罪之后仍可能因为程序逃脱法律追究，所谓公正的审判结果却制造出了冤案，程序至上却牺牲了正义，强调人人平等的美国法律发生了异变。美国法律的所谓尊重罪犯的权利，看似在维护人权，但却失掉社会正义和道德价值判断，无异于在放纵犯罪，实际上是为有钱人提供了法律保护。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