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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型“四化”有赖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以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将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个命题不论对国家的生存发展而言，还是在全球化格局下对过去发展模式的反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引进学习，的确加速了现代化进程，可以明显地看到学习效应之高、学习效益之好。但是从人类历史进步的长河来看，一定是研发效应、研发收益高于学习效应、学习收益，否则就没有人愿意做研发。从长远利益看，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规律，都迫切要求我们努力创建自主创新型国家。国家竞争能力取决于城市竞争能力、企业竞争能力、技术与人才竞争能力，对于这些决定竞争能力的不同层次和内容，需要我们去发现关键要素，开发要素报酬的潜在价值。
我们要从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包括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创新性工作。
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的国情特点可以概括出许多条，但最大的国情就是人口众多，其中农民又占多数。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农业也就成为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从发展状况来看，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了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人了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正面临新的局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尚不健全，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面临着许多发展难题。破解这些难题，必须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惠农政策。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起来，基本国情、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突出问题决定了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要把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不能人为地提出两个标准、实施两种政策、搞成两种待遇。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其次，一体化不是一样化，均等原则也不是平均原则，城乡差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表现。要消除这种差别，需要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需要农民素质与收入的极大提高。这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尽力采取措施逐步缩小这一差别。农村要发展，城市也要发展；农业要发展，工业也要发展，但由于资源、技术、人才、资金、市场等条件不同，城乡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一体化不能理解为城乡整齐划一、齐头并进。党和国家正是从各地区特别是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不平衡性、条件差异性、资源占有的不均等性出发，提出以城带乡、以工补农。这就要求城市与企业要有很强的自我发展能力与带动力。因此，城市发展也要加快步伐。增强以城带乡的能力；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应注重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以工补农的能力。总之，要创造出城市与乡村在不同的起点上都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五、当前要注重科学地提振投资
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提振投资。目前社会上对投资拉动短期经济复苏存在较大争议。实际上，一是提振投资是短期发力的必然选择；二是中国有余力提振投资，根据IMF的数据，今年中国投资的GDP占比可能将为4778%，仍低于同期5009%的储蓄率预估值，从储蓄和投资对比看，投资并非太多；此外，今年中国财政赤字的GDP占比预估值为13%，负债率预估值为2216%，均大幅低于国际警戒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尽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始终存在，但从全局看，中国财政状况依旧良好。详见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师程实的《当前中国提振投资也可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文第23页，《中经要报》2012年第42期。三是提振投资也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的长期需要，上述新型“四化”产生的巨大需求均离不开投资提振，而提振投资与应对结构性放缓、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并不矛盾，关键是改进投资结构，在投资提振的同时以多种方式促进长短期的和谐共进。
具体来说，投资的结构调整要加大对重点区域和新兴产业的长期扶持，以投资促转型；注重改善民生福利，加快保障房建设，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度；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分工搭配，力求多重调控目标的集体改善；继续推进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在短期风险下降的同时谋求长期结构性失衡的缓解和消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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