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间我国公共治理体系的进步　　
　　“非典”之后，在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的洗礼中，我国公共管理体系不断发展成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之后，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念。“以人为本”将长期聚焦于经济发展而不及其余的思想扭转为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任务上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从速度型发展模式向规制型发展模式的转型，全面回答了为何执政、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特点，代表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能深入指导社会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统领了公共治理体系的变革。
　　“非典”危机也开启了全面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政策之窗”，2003年成为我国现代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元年”。2003年以后，我国逐步建成了以“一案三制”为代表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效率不断提高。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了原有的以常态管理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常态管理和非常态管理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两大并行的职能。2006年，我国在国务院办公厅中设置了应急管理办公室，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能，发挥运转枢纽的作用，逐步建成了“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管理格局，实现了应急管理从单一性到综合性、从临时性到制度化、从封闭型到开放型、从应急型到保障型的四大积极转变。
　　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牵动了行政管理诸多领域的改革。首先，建立了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制度。2003年5月9日，针对信息失真和社会恐慌的紧迫形势，国务院公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该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实施仅花了26天时间，是我国历史上出台最迅速的行政法规。2008年5月1日，我国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信息公开的范围、方 式 和 程序、监督和保障机制实行了正式的法规约束。各级政府则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政务信息公开的方式方法，完善了原有的信访制度和听证制度，建立和发展了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一些政府部门开设了网络平台和实名微博。信息沟通形式由原来的单向发布转变为政府和群众的双向互动，沟通手段由传统媒体转向更为广泛快速的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这些公共管理方式上的积极转变形成了当前“网络反腐”、“微博问政”等高效的群众监督机制，大大加强了政府和人民的联系和互动。
　　其次，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加强了党政军、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在公共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凸显。政府权力开始逐步下放到地方、社会和基层领域，社会各方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得到了更大的发挥，极大地弥补了政府应对的盲点。“一案三制”理论对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转变执政方式、实施依法治国，都有积极的启示性作用，推动社会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和群众参与管理的形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增添了新鲜内容。
　　再次，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在发展中不断完善。2003年4月20日，面对“非典”肆虐的紧迫形势，党中央、国务院罢免了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成为启动行政问责的标志性事件。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在必须问责的7种具体情形中，至少有4种和突发事件或应急管理直接相关。“问责风暴”涤荡了行政管理中不作为、乱作为的积习，为透明政府、效率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建设吹进了正气之风。
　　最后，我国参与全球公共事务治理更加主动与自信。“非典”后期，我国与世卫组织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积极配合专家组在中国的调查，对香港建立疫情直接通报机制，重塑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趋势还向其他的公共领域延伸，我国已在遏制全球变暖、防治艾滋病、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金融危机等领域采取了与国际接轨的治理机制和方法，通过国际合作平台提高治理的效率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