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贤明（图片由本人提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大城市户籍放开的实质是摆脱超经济的约束，使资源配置在各地实现均等化。如果在其他城市也可以同等公共服务待遇，大城市的吸引力将相对下降。退一步，即便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标，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成本上升，也将削弱大城市吸引力。但最坏的情况是，户籍放开了，而公共资源配置仍高度倾向于北京等大城市，那有可能出现“人口爆炸”。坦率地说，这不能归罪于户籍制度，而要归罪于行政主导的城市化模式。

阎雨：在现有条件下，大城市可以首先为一部分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居民，农民、外来人口提供“本地化”的公共服务；但更长期的做法是逐步缩小教育、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的差别，这样才能最终消除“自由迁徙”的真正障碍。此外，大城市劳动力数量继续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破解“大城市病”不能只着眼于人口数量增减进出，更要看人口质量。一个城市的竞争力要进行综合考虑，产业结构的引领方向是什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城市战略规划要把产业结构与教育结构、人口素质、就业层次等联系在一起，就是要提高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劳动技能才能获得新的人口红利。（记者 姜春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