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府与市场

人们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增强市场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家们从未希望削弱政府作用，因为政府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新自由主义者要求的只是削弱一部分政府职能，即通过阶段斗争实现的福利国家制度。资本家要求废除与劳动者的社会协议，将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向私营企业开放。他们不断利用国家政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要求国家推行私有化进程，废除一切阻碍其获取更大利润的法律，参与公共服务管理并赚取利润。因此，新自由主义呈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

他们要求保障市场自由，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来构建欧洲，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新自由主义真正的全球保护伞。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决定将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让渡给它们自己建立的、维护其全球利益的国际机构，有时它们甚至成功地把部分国家主权直接转让给了大型跨国公司。资本家们，或者称之为资本利润的新生管理阶层，直接掌管现代国家政权及超国家权力机构，公开将自己人安置到国家政权的管理职位上，尤其是银行和经济领域，如美联储主席、欧洲央行行长，通过非凡的院外游说或“介入主义”来影响政策，建立所谓的“强势权力”。当然，他们也不会放弃通过所有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来实现政府对企业的援助。

超级金融资本主义不是自由市场的同义词。相反，它远比宣称的更为反市场。资本家们想要的既不是商品的自由流通，也不是自由竞争，而是通过掌握生产要素来充分攫取利润。

左翼和共产党人坚持强化政府作用、削弱市场影响。政府是统治阶级实现其愿望、享有政治权力、调节阶级冲突的手段。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不仅体现在社会所有制上，也体现在生产力的高水平发展、劳动就业自主上，劳动者越来越少地直接参与到物质生产中，交换价值的基础弱化，市场关系逐渐消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会有一个过渡阶段，无产阶级将掌握国家政权，市场和社会主义因素会共存。

苏联社会主义和欧洲民主的危机，以及中国和越南在转变过程中焕发的生机说明了结构性问题、所有制形式和生产过程管理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包括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公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以及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公共领域对发展的战略抉择具有导向性作用，没有公共领域，也就不存在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基本条件。因此，要重新认识市场手段与机制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作用，以及在实现向社会主义最高级形式转变前，市场对推动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作用。现实社会主义的危机是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竞争中暴露出来的，共产党人对此应加以重视，如果不能应对竞争，社会主义也就失败了。因此，在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找到能够调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尤其发展中国家只有经历了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

在资本主义欧洲，共产党人不仅要主张强化政府，而且要深刻改变政府作用，使劳动阶级能够反映自己的诉求。左翼必须提出自己的建议，强化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维护劳动者利益，保证社会服务的公有性和普世性，反对新自由主义利用政府为自身服务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