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改革放权 学术回归

多元化考核，以制度鼓励“板凳甘坐十年冷”

“复旦有很强的基础研究力量，又有一个宽松的考核环境，没有了拼论文的焦虑，我就能把社会应用需求和基础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自主组合团队，用管用的人，做实在的事。”光纤研究中心贾波教授解释“成功之道”。

光纤研究中心仅有9名在编教研人员，加上学生不过30人，却参与了从北京奥运到川藏铁路等众多国家级重大项目，连获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已申请49项国家专利、7部软件著作权。中心2000年成立，10年后方拿出自主开发的光纤振动传感技术成果。“科研磨剑期很长，我们认准了人就保持关注，少加压力。”复旦大学科研处处长殷南根这样说。

如何凝聚不同专业、形形色色的人才，形成既科学、公正,又有包容度、可激励创新的管理制度与大学文化？

国内向来以发表CSSCI文章或著作数量作为学者晋升职称的惟一途径。看似公平，却使得低水平重复式作品泛滥，我国学术论文数量蹿居世界第一，论文引用率却排在世界100名之后。

2010年，复旦大学尝试打破这一怪圈，从历史系和国关学院开始试行“代表作”和同行评审制。历史系教师张巍是首批获益者。参评教授职称时，他晋升副教授不过四年半，手上只有4篇学术成果，远未达到正教授候选人须有10篇核心期刊论文的“刚性”要求。张巍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发论文周期比一般学科长，他提交的关于柏拉图哲学思想史研究的论文代表作，历时七八年才完成。学校随机选择5位校外知名学者匿名对他进行学术评估，有4位认定其成果“真正优秀”、“可以破格”。原以为“要等十年”的张巍顺利晋升。

“代表作”制度在文科院系试行两年，有40多名教授、副教授候选人提出申请，1/3成功晋升。2012年,制度在全校推开。学者“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长线研究成果，开始发力，进入显性收获期。2000年，在大多数人不知PM2.5为何物时，环境系庄国顺教授就已开始监测，并建议政府预警。今年，庄国顺教授团队的“中国大气污染物气溶胶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余龙教授团队，埋头攻关12年，于2012年底找出乙肝患者罹患肝癌的关键易感基因。也是2012年底，中文系副教授戴从容用8年光阴翻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出版，让世界著名“天书”有了首个中文注译本……

“‘代表作’制的灵魂是创新。”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学部主任俞吾金教授说：“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就是要避免低水平重复式作品的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