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积极调整对日政策
中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积极调整对日政策。在吉田执政时期，中国政府采取了将日本政府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政策，一方面与反共仇华的吉田政府做坚决斗争，支持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另一方面又利用民间渠道，大力发展同日本的经贸和文化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与周边环境的改善，中国积极拓展对外关系。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反共堡垒，对美国的亚洲战略意义重大，如果能够恢复对日邦交，就有可能使美日同盟陷于分裂，从而突破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此外，中日民间交往的顺利发展也使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产生了比较乐观的看法，希望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即政府间的关系也能有所改善。
1954年6月，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各国平等交往的准则。8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时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日本政府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适用于中日两国关系。［5］（p143）10月11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时再次强调：“我们和日本也同样可以根据这五项原则来彼此承担义务”，还说：“我们承认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吉田先生的票，我们就承认吉田先生代表日本……日本人民投谁的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9］这表明中国政府已开始调整对日政策，希望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恢复邦交关系。10月12日，中苏发表《中苏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表示中苏两国愿意采取步骤同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鸠山上台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迅速向中共中央递交多份报告，对鸠山本人及其对华外交政策进行了仔细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例如，建议中共中央积极应对鸠山关于恢复日中、日苏关系的讲话等。［10］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的文件，确定中国对日的总方针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施压，迫使日本改变对华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在这一总方针下，还确定了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实施计划。［11］
195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再次指出：“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5］（p128）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社论，对鸠山政府愿意发展中日关系的表态表示欢迎，重申中国政府“愿意采取步骤，恢复和日本的正常关系”。［12］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又多次发表对日政策的讲话，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会见日本友人时候的谈话，外交部关于中国政府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公报，以及《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中日关系的社论等等。这些讲话、公报或社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中国希望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第二，对鸠山内阁在对华问题的两重性和反华政策给予坚决批判和斗争；第三，要恢复中日邦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是日本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此外，中国政府还在日本战俘问题、日侨归国问题、民间交往问题上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在发展中日关系上既坚持原则又兼顾灵活的态度。
虽然鸠山内阁成立之初对发展中日关系曾作出若干积极表示，中日关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由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仍坚持“两个中国”的立场，中日关系始终没能迈出关键一步。随着反华的岸信介的上台，中日关系再次陷入了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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