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善涛：日本鸠山一郎内阁时期中苏对日复交问题历史考察

五、中苏对日复交结果分析

鸠山内阁时期，虽然中苏两国都积极主张并采取实际行动恢复对日邦交，但最终结果却大相径庭。苏日两国经过谈判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关系虽相对好转，但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依然停滞不前，仍局限于民间交往，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

虽然鸠山内阁在上任伊始曾表态要恢复日苏、日中邦交，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优先发展日苏关系、积极促成日苏复交的立场，在日中复交的问题上却摇摆不定，甚至是完全搁置，把发展对华关系锁定在经贸领域。1955年1月4日，日本民主党通过《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明确提出要与苏联结束战争状态，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但在对华问题上除了呼吁促进贸易以外，竟没有一个关于全面改善中日关系的具体提案。1956年4月5日，鸠山在就任由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组成的自民党首任总裁时发表讲演，再次强调要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同样没有提及对华关系。特别是在日苏谈判遭遇瓶颈的重要关头，鸠山更是冲破各方阻力，毅然赴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得以最终完成。

鸠山内阁优先发展日苏关系是有其必然性的：第一，如前文所述，加入联合国是当时日本政府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之一，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得到苏联的同意，因此，日苏复交是当务之急。相比之下，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显然起不到实质性作用。第二，美国方面的阻挠是鸠山内阁在对中国复交问题上反复摇摆的重要原因。在以日美关系为轴心的外交战略下，鸠山只能在美国允许的框架下进行自主外交。而美国在日苏、日中复交问题上一直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即对日苏复交虽有阻挠但相对宽松，但对日中复交则严厉禁止。第三，如果日苏能够复交，则日本一方面获得了美国的军事保护，同时又能在美苏对立中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可以避免直接介入冷战的危险，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第四，日中复交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日中复交的前提是日本要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鸠山内阁不可能做到的。日苏之间虽然有领土争端，但不存在“两个苏联”的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容易。第五，日本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迫使鸠山内阁优先发展日苏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时让日本尽早加入联合国是各派之间最容易获得共识的外交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以及当时窃占“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权”台湾当局的赞成票，无疑是基本前提。正因为如此，各派在首先解决日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并无太多歧义。但在对华问题上，日本民主党以及自民党内各派分歧严重，亲美、亲台派占据了上风。此外，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后，苏联驻东京代表团仍有几名团员继续留驻东京，日本政府并未对此采取强制措施驱逐他们离开，这就为处于“冰冻”状态的苏日两国保留了日后接触的途径。

鸠山内阁时期，在紧张对峙的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中、苏、日三国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需要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欲使中日、苏日关系正常化。在对日复交问题上，中国政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灵活调整对日政策，并为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中苏两国相互支持与配合，坚定了彼此对日复交的信念，避免了不必要的误会与猜忌，还极大地鼓舞了日本国内各阶层支持日苏、日中复交的决心，促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做出有利于改善日本与苏中两国关系的举措。虽然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中日两国最终没能在鸠山内阁时期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两国关系在这一时期仍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民间交流规模继续扩大，为日后邦交正常化建立了重要基础。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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