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罚款衍变出三大怪像
在我国特殊人口国情下，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出发点是考虑到相对公平性以及在基层实施的可操作性，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减少生育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各地征收标准不一、监管缺失，一些基层计生部门在征收“超生罚款”时开始“变样走形”，已呈现三大怪象，滋生的腐败空间需引起警惕。
首先，政策弹性过大，各地征收标准不一。《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征收标准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实际收入水平和违规生育情节确定征收数额。但实际上，两个收入数据是以县为单位统计的，省级政府往往只公布一个基本的征收倍数，正是这一规定，导致收缴金额颇为混沌，留下暗箱操作空间。
其次，监管空白，权力自肥滋生腐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审计局官网显示：对该县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０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及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该县各乡镇存在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随意，票据管理、使用不规范，以及坐支、截留、挪用社会抚养费等问题。如此一来，社会抚养费就成为监管“黑洞”。
最后，不开票据、私下议价形成了“罚款经济”。《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要有专用收据，收据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发放。
有基层审计人员介绍，在审计过程中，确实发现一些基层政府出具的票据不规范，或者一些基层计生部门随意划拨这部分款项为计生工作费用，作为“奖金”进行绩效发放。吴有水告诉记者，一些地方甚至将社会抚养费收缴情况与财政拨款挂上钩，９０％以上的社会抚养费全部返还给县级，用于县乡两级的办公经费、人员经费、奖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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