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沙场上点将，笔锋间见兵。
之后20多年里，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武装的缔造者之一和主要军事领袖，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与敌人生死决战的残酷战争中，但由于他骨子里的“革命文化情结”，心中始终不忘另一条战线——风云变幻的文化战线。在南征北战的枪林弹雨里，他“指点江山”；在马背上、窑洞里，他“激扬文字”，关注“文化同行者”的种种心迹与表现。
这个时候，影响毛泽东最深的当算鲁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评价鲁迅：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五个“最”，让鲁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最高峰上。百年来，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界的一座无法超越的高峰，与毛泽东对他的肯定与评价有直接关系。
红军长征结束后到达陕北，毛泽东已成为党内的领袖。在窑洞里，一面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作战于抗日前线，一次次同国民党军队面对面搏杀，一面不时地思考文化思想战线的种种“冷暖”。1942年开春的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单独约见了诗人艾青，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我说话有人听吗？
至少我是爱听的。
毛泽东欣然点头。之后，他又约见了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一批文艺界人士，探讨文艺问题。在与各色各样革命的知识分子接触过程中，毛泽东深切地感觉到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问题。于是这年5月，他约请当时在延安的文艺界代表，会集到杨家岭大院，以座谈会的形式，与大家促膝交谈，并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他的革命文艺观。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和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并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确定为革命文化的发展方向。《讲话》对此后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这一思想引领下，当时的革命根据地作家积极投身火热的群众革命运动，创作的题材和内容发生了巨变，涌现一大批表现人民群众的优秀作品：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这时期，民间文艺蓬勃兴起，百姓自编自创的《东方红》《高楼万丈平地起》《绣金匾》等歌曲，以及秧歌剧、快板诗、枪杆诗等风靡一时，使得整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成为鼓舞民众和革命将士们最有力的精神武器。
面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毛泽东在北平自信而激情地宣布：“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呵，那是何等的气壮山河！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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