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中国复兴期待新国际关系准则

　　中国大国地位逐步确立。国家主席习近平以鲜明形象走上国际舞台，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创新外交理论及其处理国际关系准则，保证国际事务和规则制定要融入更多中国元素，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保证世界更加公平正义。因为，富有成效的大国外交，必定是先进理论指导的结果，而先进理论一定建立在对国家发展目标、世界政治脉动与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科学认识、预期和参与上。

　　多重动因要求创新外交理论与国际关系准则

　　世界进入新的时代，中国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我们需要创新自己的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准则，这有多方面的动因。

　　第一，这是由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及党的创新理论向外交领域延伸决定的。冷战结束后，建立于制度对抗基础上的理论和原则已经不能有效解释世界。而中国的巨大发展也在改变着原有的理论基础。具体来看，在世界热议中国崛起的情况下，坚持公平正义可以，但仍然区分“三个世界”，且把自己归于第三世界，很难获得各方认同，更难跳出“冷战思维”。在大国小国都搞结盟，甚至倡导不结盟运动的国家也在结盟，若中国仍坚持不结盟，很容易被孤立。还有至今仍然适用的“五项基本原则”在某些方面也遇到了挑战，比如，面对一些海盗国家的“流氓行为”，寄希望于联合国决议是很难约束其行为的，大国站出来主持正义有其独特的效力。在中国利益已拓展到世界各地的情况下，“不干涉”就意味着坐视自身利益被侵害。

　　第二，这是由世界新秩序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决定的。冷战固然是在人类头顶上悬着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但核威慑反而对战争具有遏制作用，古巴导弹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霸主，原有平衡被打破，必须建立新的平衡，否则世界便容易走向无序。虽然美国提出了包括“文明的冲突”，“以核心国家改变非融合的断层国家”等观点，但美国的文化自信已经异化为文化自负，其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制度强制复制到其他国家，导致目前世界的不安定因素。既然冷战模式无法解决人类的出路，美国霸权式主导也不是正确的道路，那么新的力量的介入就成为不二选择，作为快速崛起的中国显然负有很大的责任。

　　第三，这是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决定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根据世界形势提出了以“伙伴关系、实力地位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这是一个转折点，美国从此开始承认一个多极均势的世界。可见，领袖代表着国家，其发挥空间和程度，一定意义上就是该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和程度。而大国领袖的国际作用，除了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很重要的是要创设新的能够引领世界的外交理论与国际关系准则。如今，习近平的国际影响力开始产生，美国《时代》将其列为“2014年度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时，评价他是“邓小平后最具转型色彩领袖”。负责撰写评语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认为，习近平“风格稳重自信，促进中国在竞争高度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取得成功，获得全球思想领袖的广泛关注。”这间接地点出了一个命题，即成就一位世界性领袖，很重要的是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的思想和理论。

　　创新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准则应把握的基本问题

　　自国家出现以来，人类就在以不同方式探索国家相处之道，探求处理国家关系的规律和准则。这种探索既有铁血方式，也就是国家间连绵不绝的战争，一个个国家兴衰，一次次国家版图变更，也有达成力量平衡的冷战。虽然一次次徘徊于战争的临界点，但总体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今天，世界的探索应该超越前两种方式，这就意味着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当应运而生，这种情况下大国及其领袖就应充当助产士，同时又意味着谁创造了新理论和新准则，并且为世界所接受，谁就占领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谁就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引路人。换个角度说，既然我们不认同美国霸权下制定的规则，就应当创造出超越其规则的新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