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演化逻辑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由来【2】

收入分配政策加重主权债务负担

危机到来时，财政支出扩张往往伴随着财政收入减少。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和欧洲冰岛、希腊等欧猪五国（PIIGS）的债务危机经历表明，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动性非常强，银行危机之后往往伴随严重的债务危机。因为银行和金融危机造成经济周期的下行和经济衰退往往导致国家经济发展的迟缓，经济增长的放缓使税收来源大大减少，但是要刺激经济增长又需要退出减税和增支政策。由此欧美经济陷入开支增加和收入减少的恶性循环当中，当经济周期处于下行周期时，沉重的债务面临偿付危机，经济就会陷入衰退泥沼而难以自拔。

选举机制和社会进步使社会对公平性的要求进一步提升，政府保障公平的重要手段是财政税收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政治民主选举机制，使政府面临经济发展和保障选民收入水平不会下降的双重压力当中。但是经济发展内在的规律表明，经济周期运行有自身的发展逻辑，经济衰退有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根源于产业代替，能源资源的革命等等。经济危机有时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可以促进经济产业的新陈代谢，促进经济体的新鲜血液的产生。民选政府保障民众的承诺兑现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容忍经济的周期调整，减少税收扩张支出这一本身存在极大矛盾的政策被迫出炉，政府债务高企的原因就在于此。财政赤字的扩张导致高额债务。在经济发展出现瓶颈的同时，这些经济体失去了宏观政策的弹性空间和转圜余地。

总结起来，现在西方债务危机几乎是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在制造业转移的情况下，缺乏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一方面对选民承诺的经济福利需要兑现，支出水平呈现刚性增长状态。支出增加的同时，收入来源不断萎缩，经济增长又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债务水平的迅速上升成为必然结果，在经济危机时期这种债务危机会进一步凸显。当然，新兴市场国家付出了环境恶化和资源消耗的代价。

传统财政与货币政策难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有几种，甚至包括债务违约（拉美国家的阿根廷和北欧国家冰岛都发生过债务违约事件），但是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用收入偿还债务。目前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的条件下，西方发达经济体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又面临新进入者的强有力竞争。在短暂的新经济革命带来的技术繁荣之后，美欧经济进入新的萧条期，新技术革命虽然诞生自发达经济体，但是通信和技术革命往往是全球化的触媒，更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收敛，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均等化进程。

上世纪大规模工业化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已经建立起较为发达完善的基础设施，财政政策作用空间有限，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又严重依赖于消费者对未来的经济预期，一旦经济放缓，悲观预期内生于经济周期当中，导致物价紧缩，货币政策遭遇流动性陷阱。这时，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已失效。

在宏观大稳健时期（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宏观政策稳定期），西方的经济发展平稳，政策有效性程度较高。现在看来，除了政策理论和认识水平的上升之外，全球化红利和互联网创新带来的产业升级景气是重要的原因。而以稳定物价和就业水平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并不成功，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表明，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理论的进展和经济政策的调整，并没有适应这一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

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在降到零利率水平之后陷入流动性陷阱，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缺乏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痼疾；财政政策即使没有经济理论上的重重质疑，扩支减收的内在矛盾机理也会导致债务高企。一旦经济基本面恶化，债务收益率急剧上升，就会发生偿付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就会全面爆发。

量化宽松政策成为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唯一途径

经济增长乏力、主权债务高企、宏观调控政策失效，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上述三重困境，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但是西方国家领导制定了全球化规则，全球储备货币是美元和欧元，货币主权是全球化下的一大特权。这种特权来自于经济实力，是制定规则者的权利，也是量化宽松政策出台的前提条件。2008年后美联储通过三轮QE政策，至2014年10月其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充了将近3.5万亿美元。2016年1月22日欧洲央行宣布，从3月起每月购买600亿欧元政府与私人债券，将持续至2016年9月底，欧洲版量化宽松政策正式启动。

对于欧美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有以下几大好处：一是缩小债务，二是刺激经济，三是产生铸币税收益，四是降低汇率，促进出口，从而提振经济。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享有制度红利，不仅仅是收获铸币税收益，还包括利用美元贬值损害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但是弱美元政策撼动美元霸权的合法性，危及美国的制度红利。因此美国政府的策略是一边大肆印发钞票，一边强调绝不实行弱势美元政策。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媒体发表弱势美元的判断时，受到美国财长盖特纳的第一时间反驳，因为这关乎所谓的“美国利益”。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零利率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一种无奈选择。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流动性陷阱理论，指的是当需求陷入衰退的时候，货币政策把名义利率降到零时，受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产出并不会再扩张，利率政策从而失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为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所替代。但是凯恩斯所指出的流动性陷阱问题在日本率先发生，即零利率条件下，经济持续陷入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接近停滞状态。因此，关于日本零利率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开展的最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凯恩斯模型，成为货币政策分析的重要工具。当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零利率界限时，基于零利率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分析在新一代的分析框架中展开。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是此类货币政策的重要鼓吹者。伯南克引用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理论，被称为“直升机”伯南克，他主张日本政府积极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摒弃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教条。这种激进的货币政策到今天依然有相当多的反对者，包括最早实行该政策的日本国内也有大量的反对声音。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只是一种短期政策，不能解决发达经济体缺乏长期增长动力的痼疾。在大的产业革命到来之前，只能等待新一轮经济收敛过程的完成。新兴经济体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趋同，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重新上升，世界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格局调整当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并这不意味着否定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所产生的问题是经济在更高台阶上产生的问题，不应该依靠去全球化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制度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通过发展全球化来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危机。（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