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養琰：實現“改革紅利”須解決六個“大與小”的矛盾

其二，如何實現今后10年或甚至30年“改革紅利”的最大化？

習近平同志最近指出，今后的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什麼是改革的正確方向和道路呢？按照十八大規定，在一定時間內，實現五位一體的改革，即實現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的全方位改革，保質保量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我想，為了把問題說得更明確、更具體些，是否可以換個角度用哲學的思維來進行考慮？今后10年或30年要實現我們改革的預期目標，即實現“改革紅利”的最大化，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必須穩妥地逐步解決以下6個方面“大與小”的矛盾，或者說處理好以下6個方面“大和小”的關系

一是大政府和小社會的矛盾。大政府不僅是指政府機關龐大，機構臃腫，而是指政府的權力過大，管得太寬，該管的管，不該管的也管了，束縛人民的手腳。比方說，在農村，農民合理合法使用的土地，應當有自己的承辦權、租賃權和轉讓權。近年來，因經濟高速增長，城市面積大幅擴張，有些地方政府，為了獲得政府利益，強行把一些農民對土地的轉讓權甚至使用權都剝奪了，因而在農村產生許多政府與農的糾紛，有的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

要正確處理好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必須健全和強化法治，在社會領域內，政府管自己應管的事，盡量少管，其余的讓社會在法治范圍內，利用社會的力量，包括組織的力量，實行自我調節和管理，隻有這樣社會才有活力。這就是說，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為所當為”。

前些年，國外出版一部暢銷書叫《改革政府》，書中認為“多掌舵、少劃漿的政府才是真正強大的政府。”“要求的不是大政府，而是怎樣的政府，要按照怎樣的政府，來組建多大的政府”。從總體上說，要使政府“變瘦”、“變薄”、“變精”，能夠輕裝前進，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理想”。

具體到我國，政府的改革，歷屆政府幾乎都提出精兵簡政了要求，其結果，似乎都陷入了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陷阱。2008年，提出了大部制的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原旨，重點是想把職能相近、業務趨同的部門或機構集中起來，由一個部門統一管理，重點解決機構重疊、人浮於事、政出多門、資源浪費的問題。可是，實施的結果也不理想。原因在於大部制改革必須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前提（或基礎），政府職能沒有從根本上轉變，任何形式的政府改革都是徒勞的。

二是大計劃和小市場的矛盾。在社會資源配置上，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處理好計劃和市場的關系，要更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可是，經歷了近34年的改革，我們仍然不難看到，“計劃經濟”的幽靈，仍在我們上空徘徊著，並經常借“宏觀調控”之名，行“計劃經濟”之實。比如，在地方建設方面，包括城鎮建設，國家計劃干預過多，影響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政府對於地方及其企業的發展，要因勢利導，不要取代市場。有人說，中國發改委像“小國務院”，其中緣由就是它具有非常繁多的和嚴格的審批權力，許多地方和工商產業項目，能不能上馬，何時上馬，都需要得到它的層層審批。這對經濟快速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2012年5月，廣東發改委主任李春洪在一個論壇上說：“我調查了6個項目，按程序來走，把所有的審批程序走完，需要310天，如果企業都這樣干，黃花菜早就涼了！”再比如。關於價格改革問題。我們改革已經30多年，但在很多領域還是存在價格管制現象，比如城市自來水、居民用電、柴油價格、春運火車票、出租車價格，這些都受到計劃限制。還有醫生診療費的價格管制問題，讓很多病人吃了本不該吃的藥、做了本來不必做的檢查，而且也對醫生的心理和醫患關系造成很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