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養琰：實現“改革紅利”須解決六個“大與小”的矛盾

五是大富和小富的矛盾。我所說的大富，是指那些在改革中通過不正當手段或途徑獲得不義之財的財閥，即百萬富翁，千萬富翁，萬萬富翁。

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有財富分配不均的差別。實踐証明，適當的差距，是社會發展所必要的。如將財富佔有人為地拉平，搞平均主義，隻能導致社會普遍的貧困。任何一個社會，要想得到正常的發展，必須建立與自身相匹配的的合理的財產分配制度。一個社會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財富佔有的差別，而是差別過大，從而富者恆富，貧者恆貧，堵塞了貧者經過努力可上升為富者的通道，使差距越來越大。歷代王朝的衰敗甚至覆滅，無不與此有關。

所謂合理的財產分配制度，必須做到對老弱病殘、鰥寡孤獨者有社會福利保障，對一般有勞動能力的人，隻要肯努力進取就有進升為富有的渠道或機會，使分配措施能在大力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上合理運作，就是好的分配制度。

可是在當前的中國，有的大財閥，明目張膽地從企業中以高薪的名義掠奪財富。我看到一份材料說，在中國有些銀行高管，年薪都在1000萬人民幣之上，其中有的年薪達到4000萬人民幣。企業高管的收入，除年薪外，還有許多灰色甚至黑色收入，如各種各樣回扣、獎金，甚至行賄受賄等。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10年，國企累計實現利潤2萬億，隻拿出5%上繳紅利，剩下的大多被“體內循環”消化掉了，其中有相當部分轉化作灰色或黑色收入進一些人的腰包。另外，在一些在職的高官或從高官離退下來的人群中，除繼續領取高薪外，還享受各種各樣的高補貼、高福利，如汽車、樓房等。

小富，是指那些普通百姓，雖然在改革開放中也得到一定的實惠，提高了收益，生活有所改善，比起改革開放前，富裕多了，但比起那些富得流油的大富翁來說，還是少得可憐。差距越拉越大，違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加深了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之大忌。在今天，對那些富豪來講，光靠稅賦來調節，已經遠遠不夠了，必須靠制度制約和法治嚴懲。

六是大權和小權的矛盾。我所說的大權是指中央集權和少數人的特權，小權是指地方分權、民權。目前在我國，在這個問題上矛盾多多，比較尖銳。它牽涉到國家憲法能否能充分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否充分貫徹的大問題？

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問題上，我們是一個大國，也是一個大黨，沒有足以駕馭全局的中央集權，是難以想象的。但是，也不要因為強調中央集權，而影響地方分權。中央政府要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大膽放權，讓地方政府能夠擁有更大的改革空間，做更多有益於人民的事。事實上，中國很多成熟和具有深遠影響的改革，都是從一個小的地方開始的，例如，農村土地承包制是從小崗村開始的，對外開放引入外資是從深圳開始的。尊重地方的首創精神，意味著更加充分發揮地方之優勢，開展地區之間的競爭。很多地方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會競相提高開放度，改善行政作風和商業環境，這有利於中國經濟更快的發展。現在，我們有些地方正在進行進一步深化改革的試點，比如成都的城鄉統籌改革、溫州金融改革等。但是，光有這些改革的試點還不夠，我們必須有更多領域的改革，需要展開，需要深入，這都要地方有權去闖、去創。

在中央集權和公民權利問題上，也要多放點權。民權即民主的權力。民權始終被人們看作是尋求民主權力的永恆主題，也是被視為能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合理治理國家的制度安排。它的功能，集中表現為：安邦定國，國泰民安。

我記得，前些時候，一位記者問一位普通百姓：你認為，憲法權大，還是縣長權大？受訪者說，當然縣長權大，因為縣長有權隨意抓人、打人、放人，而憲法不能。在理論界、學術界，在我看來，目前仍存在著一些與憲法精神格格不入的“雷區”和“禁區”。因而這種制度不順民心，不合民意。這種制度非改不可，不改，不可能有寬鬆的氣氛和環境，不足以引導科學文化的發展。憲法是國家治國理政的根本大法，憲法的要義在於貫徹實施，惠及天下，切不可在修訂的時候大張旗鼓，興師動眾，一旦修訂好了，就束之高閣了。

以上六組矛盾，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等諸多方面，均帶有全局性的，而且互相交叉、滲透和制約，形成一個多元性的矛盾網絡，這正是我們面臨的很多難題。如果我們能在改革中，逐步於以化解或最終解決，這將是人民獲得的怎樣估計都不過分的“最大紅利”。 （人民網記者萬鵬獨家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