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在把握好集體與個體、集權與民主、封閉與開放之間關系的基礎上，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夢”也才會有堅實的支撐。

　　2012年11月，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向世人宣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最偉大的中國夢。一時間，這個“中國夢”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

　　早在新千年之初，江澤民就講到，中華民族將在完成祖國統一和建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上實現偉大的復興﹔胡錦濤也曾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講話中，提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個“堅定不移”﹔而習近平則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夢”聯系在一起。

　　較之目標和任務，“夢”更有畫面感，更能激起人內心的憧憬和行動。與許多國家用宗教信仰去營造另一個世界的“夢境”不同，中國人對“彼岸世界”考慮不多，更多關注現實的“此岸世界”，訴諸現實世界去尋找活著的意義。這就需要用一個夢想去整合不同國人的共同價值觀。一個好的夢想總是可以凝神聚力，特別是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用一個夢去最大限度地表達國民的共同認同，對國家、對個人都有積極意義。

　　從積極進取的角度看，討論“中國夢”要比討論“中國模式”有價值。且不論有沒有所謂“中國模式”，相對於“中國模式”對過去成就的沾沾自喜和對外輸出發展模式的驕傲自滿，“中國夢”至少是面向未來的，意味著完善、改進和提高。而這種不被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虛榮所迷惑的心態，對國人保持清醒、實干興邦更有價值。

　　“中國夢”的現實意義

　　“夢”因人而異，我們幾乎不可能找到一個符合所有人要求的“中國夢”。但不管怎樣，多數國人認同的“中國夢”，既不能太遠，也不能太近﹔同時，既不應該太具象，也不能虛無縹緲。更為重要的是，既然是“中國夢”，就應該符合中國人的文化和心理結構。而中華民族復興這個“中國夢”，從中國的傳統和現實角度看均具有積極意義。原因有三：

　　其一，民族復興源於中國歷史中很強的文化共同體傳統。中國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總體上保持了大一統格局，由此也強化了國家和天下的觀念。而塑造中華民族共同文化的核心資源，主要來自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強調入世，追求超越自身的狹隘利益以實現群體共同利益。宋明理學所崇尚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足點在內，著眼點在外，其衡量歷史地位的標准還是看為共同體作出的貢獻。而宋儒張載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體現出一種強烈的為國為民情結。在這樣的文化傳統下，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將實現國家和民族的強盛作為個體的奮斗目標，對很多中國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二，民族復興是近代中華民族在共同抵御外敵中形成的寶貴精神之自然延伸。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陷入空前的危機，在抵御列強入侵以及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格局得以形成。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我們從根本上實現了國家的獨立，但過去外敵入侵給國家和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心理創痛依然存在。從這一意義上講，民族復興是民族圖存、民族獨立、民族自強之后的一種延續。這種延續因為與中華民族近代悲情的歷史聯系在一起，自然生發出一種力量。

　　其三，民族主義是當下能整合各方力量的一種思潮。雖然各種思潮在國家發展的方向問題上各執一詞，但在對外捍衛國家利益上，還是很容易達成一致。此外，與其他思潮的大不同之處在於，民族主義不依賴繁瑣的理論，更多的是一種情緒，因此容易得到各階層的認同。

　　雖然基於民族主義生長出的夢想有極強的號召力和凝聚力，但我們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解卻絕不能片面，特別是不能用極端民族主義的東西來曲解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筆者認為，隻有在把握好集體與個體、集權與民主、封閉與開放之間關系的基礎上，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夢”也才會有堅實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