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關系、特別是財政關系沒有理順，地方的土地財政難以為繼。這些年圍繞土地征用、拆遷等，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大幅度上升，究其原因，與地方政府過於依賴土地財政有很大關系。而土地財政問題長期解決不了，又與中央與地方不合理的財政關系有關。特別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被提上重要日程后，中央與地方事權、財力不能合理配置，使這一問題更加突出。

　　公權力的行使沒有被有效遏制，政府自身改革明顯滯后，法治政府建設中“治官”的作用還沒有真正顯現出來。盡管這些年來中央反對腐敗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腐敗蔓延的勢頭並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特別是這些年來，圍繞公權力的行使形成的灰色權力、灰色資本、灰色暴力，在社會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並成為改革的最大阻力。另外，公眾對三公消費的不滿、對官員財產公開的期待，都折射出對公權力的治理已經到了一個十分迫切的地步。

　　政府收入分配杠杆作用沒有得到充分體現，國家整體利益格局發生扭曲，出現了嚴重的不合理現象。這無疑與政府的利益調節功能沒有到位有關。再加上目前中國客觀上所形成的權貴既得利益集團、壟斷既得利益集團以及地產和資源行業既得利益集團控制大量的社會財富，使中國的官民沖突、勞資沖突、貧富沖突也進一步激化，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政治體制改革有待進一步深化。目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與政治體制高端改革滯后有關。盡管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下端部分，行政體制改革也解決了政府管理運行中的很多問題，但是如果沒有憲政體制、政黨政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治等政治體制高端改革的推進，僅有行政層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我國改革目前所處困境，也再一次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