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解讀：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向地方放權

向社會放權

加快建立利益協商對話機制，加強政府與社會的有效溝通

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質和核心是政府管理的創新。面對著社會利益主體與利益訴求多元化的總體趨勢，尤其是進入微博時代，以行政管控為主的社會管理方式不僅難以實現社會穩定和諧，還容易導致更多的社會矛盾。遲福林表示，這就需要政府向社會充分放權，以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反映利益訴求、協調利益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中的作用，為“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形成不竭的社會動力源。

首先，向社會公益組織放權，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由於登記門檻過高，我國社會組織發育嚴重滯后，這使社會組織在反映基層訴求、加強社會溝通、促進社會公正、提供符合社會需求的公益服務等方面的作用遠未發揮出來。以轉變政府的社會職能為核心，進一步向社會放權，需要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社區服務等社會公益性組織，賦予他們更大的自主權。除了特別規定、依法限制的特殊領域，社會公益類的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實行備案制，改變“雙重管理”格局，真正給社會組織“鬆綁”，使社會公益類組織逐步走向“自願發起、自選會長、自籌經費、自聘人員、自定活動、自主會務”。

其次，加快社會組織 “去行政化”改革，走出一條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有機結合的新路子。科教文衛等領域的事業機構和工青婦、紅會、扶貧基金會等，是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主體。但由於其一定程度的行政化特點，降低了其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向社會放權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在去行政化的前提下進一步向社會組織放權，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使之成為“公益性、專業性、獨立性”的社會組織。

再者，賦予社區更大的自治權，將社區打造為基層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重要平台。目前的社區定位、組織架構、經費保障、管理制度等還不適應發揮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平台和社會管理的有效作用。“政府向社會放權，當前首先應加大對社區的放權，將更多的人事、財務、管理權力下放到社區，在逐步推進社區自治的基礎上賦予其更大權限，把社區做實、做大、做強。”遲福林說。

他還強調，加快向社會放權、創新社會管理，需要加快建立利益協商對話機制，加強政府與社會的有效溝通，使利益表達與訴求成為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公共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