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解讀：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向地方放權

向地方放權

逐步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明確化、法定化、可問責

新階段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理順中央地方關系，重在向地方進一步放權，逐步將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明確化、法定化、可問責，以此規劃各級政府的財力配置。遲福林表示，應在以下3方面加大向地方放權力度。

明確劃分中央地方的事權，強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進一步明晰中央地方公共服務職責劃分，可以穩定地方政府預期，有效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他認為，中央政府原則上應當負責公益性覆蓋全國范圍的公共服務供給，以城鄉和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強化再分配職能﹔各級地方政府主要負責各自轄區內的公共服務供給，重點關注轄區內居民的實際需求，強化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

確保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必要財力。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放權的同時，必須下放相應的財權，使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力相匹配。遲福林解釋說，第一，改革轉移支付制度，逐步縮小直至取消激勵地方政府追求經濟總量的稅收返還和體制性補助，減少甚至逐步取消專項轉移支付，建立公式化、以一般性轉移支付為主的轉移支付體系，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財力保障能力。第二，加快培育地方主體稅種，逐步形成地方稅體系。從現實情況看，下一步的稅制改革調整應把房產稅、物業稅、個人所得稅等更多地劃歸地方政府，作為地方政府穩定的稅源。第三，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以保障縣鄉基層政府履行公共服務基本職責的財力，使其職能主要轉變為提供公共服務、加強社會管理。

加大經濟領域的放權，釋放地方經濟發展活力。“例如，除特定情況和需要總量控制的投資審批事項外，其他項目應放權由地方政府審批﹔對國家扶持地方的一些項目，國務院部門隻確定投資方向、原則和標准，具體由地方政府安排。”遲福林說，“再例如，凡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或由地方實施更方便有效的生產經營活動審批，應當從中央下放給地方。”

視覺統籌：張芳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