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利益的分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意識多元化，已經成為中國繼續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出發點。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急劇全面變革的社會來說，利益的分化不僅釋放出社會活力和創造力，也激發了強烈的政治參與訴求，從根本上改變著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以及社會內部的關系，使改革的重心從單純地向社會放權轉變為既要給社會放權賦能，更要約束國家權力。推進有序政治參與發揮著既增強社會權利、又制約國家權力的雙重功能。更為重要的是，在有序政治參與過程中，多元的社會利益也可以在統一的制度框架內、共同的制度平台上相互博弈，提高社會的認同感和包容性，保持制度的彈性和應變性，並逐漸將各種社會政治關系穩定化、規范化。

利益多元化是政治參與擴大的前提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不僅帶來了全社會整體財富的快速積累，也加快了社會利益的分化。隨之而來的是權利意識的復蘇。在社會整體財富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已經分化的社會群體，關注的重點轉變為利益分配是否合理，利益格局是否均衡，利益關系的調整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這種關注點的轉變，使得利益多元化的社會政治后果開始顯現出來，利益多元化也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成為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當下的利益多元化呈現出以下一些新的特點：

首先，利益多元化過程中兩極化趨勢明顯。以基尼系數為衡量標准，中國的貧富差距存在著不斷拉大的趨勢。這加劇了社會的不公平感，誘發了“仇富仇官”意識，使得人們對於機會公平的制度改革要求更為迫切。

其次，利益多元化過程中產生了強烈的社會焦慮感。利益多元化必然導致需求多元化，各個利益群體都會把維護自己的利益作為處理社會關系的首要原則。而現有的制度無論在渠道上還是能力上都無法完全滿足短時間內出現的如此多樣、並且不斷提高的需求。需求的受挫激發了對解決當下問題的擔心，和對未來前景的憂慮。

第三，社會利益多元化推動了執政黨內部利益的多元化。中國共產黨來自社會不同群體。盡管對於每個黨員有著統一的政治要求，執政黨有著明確的使命，但是每個黨員相互間存在著差別。利益的多元化，既影響到黨的意志在黨內的有效貫徹，也為權力的濫用提供了條件。

第四，各利益群體間矛盾更加突出，並有激化的可能。各社會群體利益的提升速度和獲得利益的規模存在著明顯的差距，造成這些差距有諸多體制機制因素，由此導致各社會群體對現有體制的不滿意，並將這種不滿意擴大到相互之間。

第五，個別利益群體積極尋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為自身的利益訴求建構理論。利益的多元化導致了觀念的多樣化，有自覺意識的利益群體都在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建構自己的理論，以使自身的利益訴求正當化、價值理念普遍化。互聯網為這些觀念的表達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擴大其社會影響，使其從虛擬網絡走向社會現實。這些系統化理論化的觀念也與主流意識形態形成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