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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富先老的制度性成因
主編 鄒東濤
2013年08月13日15:02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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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育政策V.S.人口紅利

在影響未富先老的諸多制度變量中,人口政策是不可忽略的一大因素。時下,學術界掀起了一波有關生育政策的討論,主要聚焦於計劃生育對人口出生率和未來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值得肯定的是,計劃生育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時期內緩解了中國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緊張關系,也通過較早贏得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源泉。此即所謂的“人口紅利”。直觀地看,充足的勞動力有助於降低工資水平,而低工資易使中國在勞動力密集產業中獲得比較優勢。事實上,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基本上就是沿著這一比較優勢所指引的方向進行的。與之相對,老齡化社會則被稱為“人口負債”。在現實中,其產生的影響要復雜得多,會引發一系列問題,比如與之相伴的養老問題等。

現在,我們來看在老年人口比例不斷提高的情形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狀況。盡管各個年份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有差異,但從趨勢線看,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總體上經歷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過程。除去2010年增長率較高的情形,這幾年的增長率都很低,2011年僅增長了0.3%。另據統計數字計算,盡管近二十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一直處於上升狀態(2010年高達74.5%),但在2011年出現了反轉,該年的比值比2010年降低了0.1個百分點。2000~2011年,中國人口出生率在波動中下降,而人口自然增長率除了2005年略有上升外,便一直在下降。具體來說,2011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為11.93‰,扣除人口死亡率后,該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4.79‰。相形之下,2000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則高達7.58‰。短短十來年的時間,中國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便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這預示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中國逐漸消失。換言之,“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 ,人口紅利正在喪失。

值得說明的是,“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並不意味著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稟賦特征完全消失,而是從“無限供給”狀態轉向“有限剩余”階段。明乎此,我們才能避免許多無謂的爭論。事實上,自2004年以來在東南沿海陸續出現的“用工荒”現象,便已向世人顯示了轉變的跡象。我們對湖南、貴州、四川等地勞務輸出情況的調研結果也支持這種判斷 。至於大學生就業難問題,主要是一種結構性現象,而非總量過剩。這方面的文獻頗多,就不展開了。

行文至此,讀者朋友也許會對中國人口增長率轉變之迅速心存疑慮。究其根由,固然有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但也不可忽略經濟因素的作用。先看經濟因素。現代經濟理論認為,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會導致個人實際工資的增加,進而導致時間的機會成本增加。這樣,人們在做生育決策的時候會益加重視自身的時間價值。據此得出的結論是:家庭規模或子女數量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減少(加裡•貝克爾,2008)。該結論與我們日常的觀察和統計數據甚為吻合。而至於計劃生育政策的時效性如何,學界早有爭論。依據本文的分析,在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持續下行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應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以應對未來勞動力供給緊張的可能性 ,創造新的人口紅利。

(責編:實習生、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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