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擔心一旦放開人口政策，會帶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快速反彈，反而有悖初衷。心存此類擔憂的朋友請思考如下兩個問題：同樣在計劃生育的國策下，為什麼2011年的人口出生率會比2000年低兩個多百分點？為什麼近些年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處於下降狀態？這可是在人口政策不發生改變的情形下發生的真實故事啊。合理的解釋是其他變量發生了變化。在這類變量中，經濟環境也許是至關重要的。誠如貝克爾所言，是經濟條件的改善提升了人們的時間價值，從而造成生育意願的降低。事實上，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已降至1.6左右，遠低於人口生育更替水平 。當然，影響人口生育狀況的還有生活成本、教育水平等因素 。概言之，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曾經為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的獲取、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的協調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原有的生育政策已不適應新的“土壤”，反而成為未富先老的政策加速器。如果一味強化或堅持既定的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會緣此變得更為嚴峻。即使放開后，人口出生率可能會有所反彈，但空間也是有限的，不必過分擔憂 。

三、金融安排滯后的影響

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邏輯》一書中，明確表示中國金融制度的落后、金融發展水平的低下，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在陳教授看來，中國人的勤勞很大程度上是用去抵消制度成本了。具體到養老上，中國人向來崇尚儒家文化教義下的“人格化養老” ，而忽略了金融市場建設。現有文獻也表明金融發展狀況關乎國民財富的積累。例如，金融抑制會導致窮人面對更高的貸款利率和更低的存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場的機會不平等，使得窮人財富更慢地收斂，甚至陷入貧困陷阱（陳斌開、林毅夫，2012）。

在學術研究中，研究者常用金融相關比率（FIR）來反映金融市場的發育情況。我們用中國2011年的數據計算得出的金融相關率為287.8%。單就數值而言，還比較高，但它不能涵蓋金融市場全貌。在金融市場的三大組成部分中，銀行間市場、証券市場和保險市場皆至關重要。但就目前的發展而言，上述市場皆相對滯后，難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譬如，中國証券市場近年來一直比較低迷（2012年11月27日上証指數跌破2000點，進入了“一時代”）。從總量看，2011年全年上市公司通過境內市場累計籌資僅6780億元，比2010年減少了3495億元。其中，首次公開發行A股282隻，籌資2825億元，減少了2058億元﹔A股再籌資（包括配股、公開增發、非公開增發、認股權証）籌資2248億元，減少1824億。2011年，中國股票市價總值214758億元，比上年減少50665億元﹔股票成交金額421650億元，比上年減少了123984億元。在《全球競爭力報告（2010－2011）》這一更為綜合的評估中，中國“金融市場成熟度”子項的競爭力指數僅名列世界第57位。盡管只是一個宏觀概覽，但也能一窺中國金融市場之面貌了。無怪乎人們將中國的資本市場稱為“賭場”、“政策市”。

金融發展滯后不僅停留在金融產品開發等技術層面上，更反映在金融制度安排方面，比如風險監管、利率管制等。敘述至此，讀者也許會問：這與未富先老有聯系嗎？回答是肯定的。事實上，國家或個人理財模式的優化不僅能提升財力、化解財務危機 ，也能很好的應對養老風險。以養老金為例，從國外經驗看，養老金入市是一種趨勢，長期而言能為養老金帶來較高的投資回報（蘇衛東，2012）。當然，這是以較為完備的資本市場為前提的。相形之下，中國的資本市場漏洞較多，其運行機制不足以保障養老金獲得穩健回報。這極大制約了人們的投資熱情，也使得可能的財富增殖化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