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府財稅政策的影響

研究中國特色的未富先老，絕不能忽視政府財稅政策的影響。眾所周知，中國在1994年進行了分稅制改革，將稅收劃分為地稅與國稅，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就其實質效應而言，是一種財政集權，目的是為了增強中央財力，防止出現“諸侯經濟”。這在強化中央政府財政支配能力的同時，也造成了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地方政府，尤其是縣鄉一級的基層政府，除了日常行政事務外，還兼有社會管理事務和發展地方經濟等職能。在稅收總額既定的條件下，中央財力的擴張意味著地方財力的相對萎縮。

除2011年出現些許改變外，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央財政收入便一直超過地方的財政收入水平。這導致的后果是，基層政府的財政壓力很大，以致某些貧困地區出現了“吃飯財政”現象。如此一來，基層政府就沒有多大財力去改善民生了，使得民生建設長期滯后 。由此也可理解為什麼近年的惠民政策大多是由中央政府強力推動的。

從財政支出結構來看，事關民生的支出項目佔比偏低。比如2011年的“社會保障和就業”項目支出11143.9億元，僅佔財政總支出水平的10.23%。而在國民總收入結構中，稅收佔比較大（2011年各項稅收收入為89720.3億元，佔國民總收入的19.06%）。稅收比重過大無疑會壓縮民間財富，造成“國富民窮”的局面，加重養老負擔。當然，中國政府近年也推出了系列稅改政策，目的是激發經濟活力、改善國民財富分配狀況。比如，2011年9月1日，新修訂的個稅法實施，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2011年11月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宣布上調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同時對金融機構與小型、微型企業簽訂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稅等。至於這些改革措施的實際效應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本節，我們主要從城鄉分治與勞動力市場分割、生育政策、金融安排滯后以及政府的財稅政策等方面探討了中國未富先老的制度性成因。誠然，現實中影響未富先老的制度因素遠不止這些，但上述因素無疑是最主要的。舍此，則不利於加深對問題的把握，更不利於解決方案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