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前瞻：簡政放權是深化改革的總開關

　　縱覽全球，不僅諸多國家行進在大刀闊斧地改革調整之路上，而且一些國際組織也處於擇機而動地改革調整計劃中。事實上，改革已成世界大潮、人心所向。放眼中國，深化改革更是到了最緊要關頭。因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紅利都源於改革開放這一根本動力，如果沒有后續改革的不斷跟進，紅利將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日益枯竭，原有的也可能喪失殆盡。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是深化改革成為不可逆轉、不可停步的一條開弓沒有回頭箭的正道，二是對於興於改革、成於改革的我國來說，什麼都不要養成路徑依賴，但唯有改革促發展這條路徑，必須永遠依賴。因此，改革甚至應當是我們的總路徑、總依賴。那麼，今日中國深化改革的總開關和牛鼻子是什麼呢？四個字：簡政放權。因此，必須自上而下地做好簡政放權的頂層設計，既贏得改革時空主動權，又獲得人民群眾廣泛支持。

　　簡政放權：是什麼和為什麼

　　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那麼簡政放權就是這個核心的核心。而且，簡政放權應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關鍵。從字面上理解，簡政放權就是指精簡政府機構及人員、下放權力於社會和市場。

　　第一個問題，簡什麼政、放什麼權？說白了，就是政府必須精簡機構部門、下放由此派生出來的巨大權力。一般而言，機構和權力是相互孽生的，機構派生助長權力、權力做實擴張機構。這就意味著，雖然一方面，簡政放權必須雙管齊下，否則缺一而不可為繼。但是另一方面，機構為外在形式、權力才是實質內容，因而放權比簡政更重要、也更困難。唯有放權，才能做到“皮存毛附焉”。關於權力，有兩句傳播極廣的話，“官僚主義有自我膨脹的天性”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其含義十分深刻。有兩點必須強調，一是說明權力的自我約束是十分困難的，二是說明唯其困難更需迎難而上。因此，權力之道，一是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二是放回社會手掌中。具體來說，所謂放權就是減少對資源特別是優質資源的佔有權、控制權、審批權、決策權和分配權等，把相關的權力及其利益放還給企業、社會和市場。隻作下述一個假設，就足見其意義之巨。如果真的放權到政府“無租被尋”的話，還會發生權力尋租腐敗嗎？理論上說，不會發生。可見，現在一些企業之所以熱衷“傍政府”、“搞定政府”，個中玄機無非就是沖著政府權力而已。反過來，那些拼命攬權不放的，遲早是自掘墳墓、葬身在權力這把雙刃利劍之下。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要簡政放權？一句話，為了更高效且更公平地配置資源，而這是由經濟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經濟學，簡單說就是研究有限資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門科學。從斯密的市場“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的政府“看得見的手”，人類調節經濟或者配置資源就有了兩個可供選擇的手段。但也恰恰是可以有選擇惹的禍，市場和政府往往容易掐架，而且往往是政府佔上風。政府稍佔上風也可能無大礙，但是政府一旦無節制地干預市場經濟，陷入無窮無盡、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的管理決策漩渦后，勢必瞎指揮、亂操控、窮折騰，無疑會給經濟生活的健康運行帶來極大危害，甚至讓整個國民經濟“攤上大事”。中外歷史上及現實中這方面的無數經驗教訓無不極其深刻慘痛地警示著這樣一條真理：唯有簡政並放權，才有生機與活力。

　　回顧這些年來的改革歷程，圍繞簡政放權這個中心，取得的成就無比巨大也有目共睹，但是和人民的更高期待相比，和深化改革還有更大的潛力與余地待挖掘相比，和完全可以通過放權以鏟除腐敗滋生土壤來極大地減少權力尋租、從而更好更有效地反腐甚至達到杜絕腐敗的目標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換個角度看，差距就是潛力、機遇與希望，因此簡政放權大有可為。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時困難無以復加。

　　因此，真要在簡政放權上有實質性作為，就必須自頂層設計而為之，才會勢如破竹、功到自然成。而我們現在常講頂層設計，那麼，到底什麼是頂層設計呢？最簡單地說，就是自上而下、高屋建瓴進行的富有源頭性、全局性、治本性和前瞻性的總體改革發展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