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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期文明路線圖——黃帝於具茨之山

“具茨山與中華文明學術研討會”發言摘要

2014年01月07日09:31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中國早期文明路線圖——黃帝於具茨之山

圖為具茨山皇冠狀岩畫

編者按

對於廣大國學愛好者來說,關於中國早期文明起源與發展問題的探索,是一個具有恆久思想魅力的話題。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中國先秦史學會、中國岩畫學會、中國殷商文化學會主辦,河南省黃帝故裡文化研究會承辦的“具茨山與中華文明學術研討會”日前在京舉行。學者們的發言,讓我們把對黃帝時代的探尋與一個叫“具茨山”的地方聯系了起來。

具茨山與上古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李學勤

二十四史是以《史記》為首的,《史記》是以《五帝本紀》為首的,《五帝本紀》是以黃帝為首的。以黃帝作為我們正史的開始,這一點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我們祖先以來傳統的文化理念,肯定了中華文明的開端和作為人文初祖的黃帝的歷史地位。而黃帝的歷史傳說,從來都是和具茨山和新鄭結合在一起的。

“具茨”這個詞本身非常古老。而具茨山有關的歷史可見於先秦文獻。目前我們能找到的最早的是庄子的《徐無鬼》篇,戰國時期的著作。裡邊記述:“黃帝見大隗於具茨之山。”對此,《水經注》裡面有一個明確的解釋說,“大隗山即具茨山也”。大隗是一個神仙的傳說人物,可是它也是這個具茨山的名稱。所以說大隗山就是具茨山。《水經注》同時也提到了新鄭。該書引用皇甫謐的《帝王世紀》,說當時的新鄭縣是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這也就是說,關於具茨山和新鄭的傳說,自古以來都是結合在一起的,不能分開的。所以說新鄭和具茨山和黃帝的歷史傳說是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點對我們探討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的發展,有很重要的啟示意義,對我們理解具茨山岩畫以及有關的考古遺址,它的歷史背景和歷史地位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今天,尤其是一些國外的漢學家認為,黃帝和類似的中國古史傳說,可以說基本上,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什麼歷史價值,根本不應該提。這個問題我覺得值得我們各位專家進一步探討和討論。像黃帝這樣的古史傳說,在今天探究上古歷史和文明的時候,究竟應該怎麼看待?這些傳說居怎麼樣的地位?起什麼樣的作用?在我們研究裡面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五帝本紀》后面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尚書》裡面沒有黃帝的內容,百家諸子言黃帝,有很多矛盾、不雅馴的地方,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是戰國時候的著作沒有疑問。《五帝本紀》內容根據這兩篇文章。《五帝本紀》講黃帝是根據歷史傳留下來的文獻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不但考慮到儒家的著作《五帝德》《帝系姓》,還考慮到諸子百家各方面的材料,做了充分的收集,同時很重要的就是他做了旅行和實地的調查研究。而民間關於黃帝的傳說和傳世的文獻基本上是符合的。大家明白《五帝本紀》不是隨便寫的。以《五帝本紀》為代表的古史架構是不能夠簡單否定的。

否定中國傳統古史架構的所謂疑古的說法,實際上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半葉,是有關中國古代研究的一個普遍現象,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潮流。對於裡面涉及到的人物我們應該區別來看。疑古學風開始是從康有為,后來還有北大的崔適。顧頡剛說受康崔之學。康有為的疑古跟后面的像胡適先生,他們的疑古性質不同。康有為變法維新,所以要對古代一些正統的傳說加以改變,提出孔子改制。他的學術觀點和他的政治主張是密切結合起來的。

在這之后,還應注意到日本人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在日本影響很大,今天在這不多做評論,因為他后面的研究是很清楚。白鳥庫吉這一學派,講“堯舜禹抹殺論”,它的興起和日本歷史所謂的“脫亞”,就是要離開亞洲,擺脫中國學術文化的影響,應該說是相關的。這裡我要特別強調,后來在新文化運動開展之后興起的以胡適先生早期的見解、以顧頡剛先生代表的“古史辨”的學派,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進步的思潮,是新文化運動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所做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啟蒙和進步意義。從1923年開始,古史界的討論,疑古學風影響很大,到現在它的影響不隻在國內,特別是在海外。在海外你講講黃帝試試,他們絕對不會肯定的,主要是受這樣學風的影響。

在新文化運動中疑古學風興起之后,對於疑古學派就有一些不同的批評。比如王國維先生。他對於疑古學風的批評不是在事后,是當時。當時大家就問王國維,王先生,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他說,懷疑的精神是對的,可是在建設方面不夠。

王國維先生1925年秋天在清華講《古史新証》的課。首先一點,古史傳說裡面有神話因素是不可否認的,那麼這個神話是不是就有沒有研究價值了?王國維說得很清楚,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這是世界各國之所同。我們是要把它區分開來,找出它的史實的背景。第二點,王國維先生指出,在上古沒有文字的時代主要就是依靠口傳,這話完全對。因為當時的歷史傳說都是口傳下來的,古代的傳說中間,神話的因素就是這麼進去的,經過長時期口傳,才變成記載。這樣一些古史傳說,就沒有研究價值?那樣的話,古代文明早期就不能研究?再有一點,晚出的文獻,甚至於百家的雜說,都應該參考。大家知道,王國維和羅振玉一起發現了王亥。王亥不是商代的,已經是非常之古老的一個人物,在古書裡面基本看不見,經過甲骨文的研究,然后從諸子百家甚至《山海經》等著作裡面把這個故事鉤稽出來。大家要知道這樣的發現,使我們看到即使是很晚的一些諸子百家的書,甚至於像《山海經》這樣怪異的作品,它還都有歷史價值。我覺得王國維先生對於疑古學風的這點意見也是很重要的,這是王國維先生的批評。

就在前幾天,在上海大學舉行了一個“古史史料學研究的新視野國際學術討論會”。謝維揚教授寫了一篇文章——《古書成書的復雜情況與傳說時期史料的品質》。文章提出一個新的對於疑古學風的批評論點。他說,層累造成的古史說很大的問題是因為是單線發展。層累造成的意味著不斷地單線發展。古代傳說的變化實際上可能是很復雜的。層累造成的古史說,如果是單線的話,你就得把古史傳說排隊,越排越晚。童書業先生的論點就說黃帝成為中國歷史的頭一個,最早是戰國末。大家想想,這個論點就不合理了。如果最早是戰國末,離司馬遷太近了,他怎麼會採用這樣一個說法呢?他是不可能採用的。

剛才我們講到了研究古史傳說的方法問題,我覺得是這樣,古史傳說的時代當然不同於后面的時代。我們不妨把古史分成幾個不同的段落,比方說頭一段,從春秋戰國以下,包括春秋戰國,我們有很詳細的文獻記載,我們有《左傳》《國語》《戰國策》,我們還有其他諸子百家很豐富的記載,完全可以用文獻為依據進行詳細的研究,去和考古的發現互相對比和印証。可是從這個以前,我們做“夏商周斷代工程”,常說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就不行了,因為西周就沒有這麼多的材料,當然我們有《詩經》《尚書》,還有《周禮》,還有其他一些材料,然而畢竟不能和春秋、戰國相比。可是包括商代晚期一直到西周,我們還有甲骨文、金文,還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在已發現的甲骨文前面,比如說武丁以前,或者說盤庚遷殷之前,基本上就沒有直接的文字材料了,可是我們多少還是有一些材料是可以做的。至於再往前的古史時代,當然就是靠傳說,所以我們對於古史史料的看法,應該有一個階梯性的不同。越往前,正如考古學老前輩指出的,更依靠考古學的研究。現在的話,我想我們的任務,就是包括我們討論的具茨山的調查研究,用現代的考古學的科學的工作成果來解釋和對照古史傳說,把這些方面,就是馮友蘭先生說的,從疑古走到釋古,對傳說裡的古史給予正確的科學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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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麗娜、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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