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授權 獨家連載
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已經過了30多年。通過改革和開放，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取得了很大成績，市場機制已初步形成，但市場體制下的經濟運行自我調節的機制還不健全，仍過多地依靠行政干預和宏觀經濟調控發生作用。
金融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比如說，在轉型期間，正因為市場體制下經濟運行的機制不完善，經濟總是呈現較大的波動，於是長期存在“投資沖動怪圈”現象，盲目擴大投資，增加信貸額，從而造成了貨幣流通量過多，導致投資拉動的通貨膨脹，物價不斷上漲。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轉而採取緊縮措施，壓縮投資，壓縮信貸，貨幣流通量減少了，物價上漲的趨向終於被抑制住了。但這樣一來，又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即經濟增長率下降了，失業率上升了（盡管在現階段，中國隻有城鎮登記失業率，因為假設承包土地的農民是充分就業的，所以城鎮登記失業率中不包括已離開土地或失去土地的務工農民、進城農民的失業和無業），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減少了，中央政府不得不再次放鬆銀根，刺激經濟，增加信貸，增加貨幣流通量。於是又回到了緊縮以前的寬鬆狀態，預示著通貨膨脹又會來臨。如此周而復始，大起大落，大升大降，“投資沖動怪圈”現象始終沒有消失。這表明中國體制轉型期間內生機制因不完善而未能充分發動調節作用，隻有靠行政干預和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才能維持經濟的運行。
這就是對深化金融改革必要性的應有的認識。
一、金融改革的目標
金融改革需要深化，關於這個問題，前面已經談了。接著，我們應當明確的是：中國金融改革的目標究竟是什麼？我們怎樣才能逐步實現這一目標？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阻力何在？
從中國金融的現實情況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金融機構作用的角度來考察，深化金融改革的目標應當從總體目標、金融機構目標、金融結構目標三個方面來確定。這是因為，這三個目標分別是宏觀的目標、微觀的目標和結構的目標，它們構成了一個完善的體系，把改革的任務具體化了。三個目標的結合，才反映出未來中國金融的全貌和總的走向。
在宏觀目標方面，又可以概括地說，中國金融體制應當成為以市場調節為第一次調節，即基礎性調節的體制，市場調節覆蓋全社會。中國金融體制同樣應當成為以政府調節為第二次調節，即高層次調節的體制，政府調節也是覆蓋全社會的。市場的基礎性調節和政府的高層次調節之間的關系，在《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書中已經作了闡述，這裡隻重述要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的基礎性調節和政府的高層次調節的關系是：凡是市場能夠做的，就讓市場去做﹔市場做不了的，或市場做不好的，才由政府去做。換言之，政府的高層次調節盡管也是覆蓋全社會的，但市場能做的都由市場去做，政府隻做市場做不了和市場做不好的事。具體地說，像有關金融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的制定，金融監管，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貨幣發行，外匯管理，金融市場秩序的維護，有關金融的總體規劃，政策性銀行的建立和經營方針，這類工作就隻能由政府去做，因為市場調節是做不了的，力所不及的。
在微觀目標方面，主要是界定各商業性金融機構的目標及其任務。商業性金融機構的目標及其任務，總的說來就是爭取達到最佳效益。效益分為兩類：一是企業效益，為投資者獲得盡可能好的企業效益，促使企業發展壯大﹔二是社會效益，包括為國民經濟和客戶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提供新的金融產品，促進國民經濟穩定和增長。此外，金融機構的社會效益還包括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的脫貧致富。企業效益和社會效益之間可能有些沖突，商業性金融機構必須善於協調，並能通過努力，做到二者兼顧。以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和農戶的貸款為例，這類貸款往往成本較高，企業效益較少，但由於貸款幫助了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和農戶的生存與發展，社會效益很好，這同樣是商業性金融機構的一大業績。如果商業性金融機構能夠努力降低成本，擴大服務領域，是可以兼顧企業效益和社會效益的。
在結構目標方面，主要的問題在於：金融體系中結構不協調相當突出。以銀行業為例，國家控股的大型商業銀行強大，政策性銀行和中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偏弱，而在基層，更缺少能在小城鎮和農村開展業務的小型商業銀行，以致越向最基層走，銀行越少，許多業務沒有開展，銀行對基層經濟發展的支持很小。又如，以銀行的服務對象分類，銀行對實體經濟領域內的企業關注不夠，而對虛擬經濟領域內的企業的關注相比之下要多得多，以致信貸資金大量流向虛擬經濟領域。實體經濟領域，尤其是制造業，資金不足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再如，現階段中國經濟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民間資本相當充裕，但沒有正常途徑使它們從地下金融轉為正式金融。如果地下金融的資金更多地轉為地上金融的資金，肯定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利，但這一轉變至今未能實現。這些都是金融結構中急需解決的難題。
進一步分析，金融結構改革或金融結構調整中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探討和解決。仍以銀行業為例，可以列出一些待探討和解決的項目。
比如說，如今的銀行體系是否適應於雙重轉型的要求，是不是需要在現有金融機構的基礎上，採取企業重組和結構調整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合並或拆分，以效率提高為目標，展開重組？但這種合並或拆分的重組，一定要由企業自願參加，企業必須有自由選擇權和決定權，而切不能由政府策劃和主持，更不能由政府強制推行，那種“拉郎配”方式的惡果已有前鑒，切不可再犯這樣的錯誤。
又如，如何確定農村商業銀行和村鎮銀行的地位，界定它們的主要服務范圍？這也是當前在擴大農村信貸、支持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進一步發展中的金融機構分工的問題。一種建議是：二者的任務可以有所重疊，有競爭更好，但總的說來，村鎮銀行以小額貸款為主。
再如，有沒有必要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成立政策性的城鎮建設銀行？建立這樣一家政策性的城鎮建設銀行，是為了實現特定的城鎮化目標，為一定的城鎮提供中長期貸款，以及為城鎮化建設中的公共服務設施提供融資，以促進廉租房建設和環境治理等項目的完成。這與城鎮化過程中的商業貸款是不矛盾的。城鎮建設銀行是一家政策性銀行，其性質與其他政策性銀行相同。新建這樣的銀行是金融結構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