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
四、宏觀經濟調控應符合中國國情
西方發達市場國家根據凱恩斯經濟學需求管理原理，總結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幾十年實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一些經驗，既有一定的成效，也有一些失效之處。但不管怎樣，它們是依據各自的國情而採取相應的調控措施的。它們的成功經驗或失敗的教訓，都與各自國情有關。任何一項脫離本國的具體狀況而搬用國外宏觀經濟調控的做法，沒有不失效的。比如，宏觀經濟調控中的貨幣政策的調控，通常是總量調控，它的依據就是貨幣流量分析：貨幣流量多了，就採取減少貨幣流量的調控措施﹔貨幣流量少了，就採取增加貨幣流量的調控措施。貨幣政策中慣用的做法，無非是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備金率，提高或降低基准利率，增加或減少公開市場業務，有時還直接調控信貸規模，如增加信貸總量或壓縮信貸總量。貨幣政策之所以習慣於運用總量調控手段，因為貨幣流量分析的依據是：在經濟運行過程中，貨幣流量的多或少，增或減，將直接影響總需求，影響宏觀經濟全局。
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雖然有用，但它的局限性同樣不可忽視。貨幣政策總量調控的局限性主要反映於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宏觀經濟的基礎是微觀經濟，而微觀單位千差萬別，各自的情況很不一樣，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往往形成“一刀切”的弊病，而“一刀切”所造成的弊病對於正處於經濟轉型階段的中國經濟來說，后果是嚴重的。
第二，貨幣政策總量調控作用於總需求的擴大或壓縮，對於總供給的影響不明顯，這是因為，對總供給的調控不可避免地會涉及產業結構調整、產品結構調整、地區經濟結構調整、技術結構調整、勞動力結構調整和投資結構調整等問題，貨幣政策總量調控的局限性十分明顯。
第三，迄今為止，中國經濟依然是非均衡經濟。市場還不完善，資源供給有限，資源定價機制還在繼續改革和有待於形成，再加上信息的不對稱，使得貨幣政策總量調控不可能像在完全市場化經濟中那樣發揮作用。
第四，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有可能通過宏觀上的總量調控如貨幣流量的減少而抑制通貨膨脹，或通過貨幣流量的擴大而刺激總需求，從而減少失業，但一旦遇上了滯脹，即經濟停滯、失業率上升與通貨膨脹並發，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就無能為力了。
加之，貨幣政策調控建立在貨幣流量分析的基礎上，貨幣流量分析作為一種總量分析方法，往往會掩蓋矛盾，制造假象，使人們對經濟形勢得出不正確的印象，進而導向錯誤的判斷。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貨幣流量分析會導致人們對通貨膨脹有不符合實際的預期，而通貨膨脹預期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來臨。這是指：如果社會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預期，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大家都說通貨膨脹快要來了，於是作為消費者的個人，以及作為供給方和需求方的企業，都會改變自己的消費行為和投資行為。如果每戶居民多儲存一袋糧食，以防備糧食價格上漲，結果糧食價格真的會漲上去。如果企業預期鋼材價格、煤炭價格會上漲，作為供給方，企業產生惜售心理，暫時減少出售，等待時機再出手，鋼材、煤炭的市場供應量就少了﹔作為需求方，企業願意多儲備一些可能漲價的生產資料，於是鋼材、煤炭的價格就漲上去了。
再說，即使從貨幣流量分析的角度看，在計算貨幣流量的“正常水平”時，通常是以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為准的，並以充分的市場化和完善的市場環境為前提。要考慮的無非是人口增長率、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貨幣流通速度等數據，這種分析方法是不是完全適用於現階段的中國經濟，需要研究。這是因為，中國至今仍處在從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階段，城鄉二元體制繼續存在，某些行業的壟斷現象也繼續存在，貨幣流通機制不像市場完善條件下那麼靈活、有效，流通渠道的中間環節多，而且往往不順暢，這些都會增加對貨幣的需求量。再說，在過去這麼多年內，農民在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下生產和生活，很少涉及市場經濟，他們對貨幣的需求不大，然而在體制轉型過程中，農民越來越卷入到市場經濟大潮中，對貨幣的需求量不斷增加。因此，搬用發達國家貨幣流量分析的經驗，往往會造成這樣的結果：所計算出來的貨幣流量“正常水平”實際上是偏緊的。換言之，中國經濟實際上的貨幣流量的“正常水平”要高於由此計算所顯示的貨幣流量“正常水平”。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的實踐經驗還表明，在分析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時，中國的產業結構分析、所有制結構分析和地區經濟結構分析可能比貨幣流量這個總量指標更能說明問題。要把貨幣流量回歸到“正常水平”，這一分析應當同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和地區經濟結構分析結合在一起。這是因為，通過產業結構分析，可以了解產品供求基本平衡的產業、產能嚴重短缺的產業以及產能大量過剩的產業的各自所佔比重狀況，而這些不同的產業對貨幣的需求量是不一樣的。無論是存款准備金率的調整還是貸款利率的調整，要因產業結構而異，“一刀切”的做法有可能得到相反的結果，使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受損。從對所有制結構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國有大型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承包土地的農民，對資本的需求和進行融資的渠道完全不一樣，即使可以計算出全國貨幣流量的正常水平是多少，但很可能使得國有大型企業基本不受影響，而民營中小企業則受到較大的影響，至於個體工商戶和承包土地的農民則不得不忍受更高的民間借貸利率的打擊。地區經濟結構分析的結果可以說明同樣的問題。假定一定要按發達國家的貨幣流量計算方式來確定貨幣流量的“正常水平”，必然會使東部地區的日子不好過，而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則更加困難。
要謹防企業資金鏈的斷裂，而企業資金鏈的斷裂又是同產品供應鏈的斷裂連接在一起的。在當前的形勢下，在實行貨幣流量向“正常水平”的回歸時，很可能引起產品供應鏈的斷裂和企業資金鏈的斷裂，從而使經濟中出現企業停產、倒閉和個人下崗、失業的情況，也可能出現使個體工商戶收縮，以及使承包土地的農民收入下降的情況。這是因為，正如前面已說過的，不同的產業、不同的企業、不同的地區，在名為向貨幣流量“正常水平”回歸的政策影響之下，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有的產業、有的企業、有的地區和有的人群受影響大，於是就會發生產品供應鏈和企業資金鏈的斷裂。
不僅如此，還應當看到貨幣流量寬鬆時，企業無論經濟規模大小基本上都能受益，只是大企業可能利益多一些，中小企業可能利益少一些。而當貨幣流量壓縮到“正常水平”或“正常水平”以下時，大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受損失程度的差別就大得多。大企業還可以活下來，中小企業中不少卻活不下去了。這就是貨幣政策效應的不對稱性。
根據以上所談到的這些情況，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看法：在雙重轉型階段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必須符合中國國情，否則很難收到應有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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