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仰望星空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授權 獨家連載

無產階級宣告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體，隻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為它就是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

——馬克思

然而，無論怎樣“兩耳不聞窗外事”，康德這個“學院公民”卻總還是從工匠階級的兒子蛻變過來的。作為知識分子，他畢竟是從手工勞動者——馬具匠的陣營中脫穎而出的，從任何角度說，他都不可能與他出身的那個階級完全一刀兩斷，恰恰相反，他身上永恆地打著他出身的那個階級的烙印，而他保守的思想中也始終埋藏著革命和激進的種子。

人們往往以為，對康德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人物是休謨，因為康德自己說過，是休謨將他從“獨斷論”的迷夢中喚醒，使他懂得了：在試驗、觀察和動手勞作面前，概念的推演和無休止的語言辯論是何其蒼白。但是，休謨對於康德的影響只是階段性的，而不是畢生的。實際上，即使沒有休謨的影響，康德這個“工匠之子”也會明白，在判斷力面前，理解力顯然更為重要，而要“理解”一個事物，那就必須親自動手，正如要知道李子的滋味，就必須親口嘗一嘗。

相對於休謨來說，盧梭對康德的影響才是畢生的。康德的書桌前一直挂著盧梭的畫像，就像魯迅在自己書桌對面挂著藤野先生的照相一樣——也正是鐘表匠之子那偉大的面龐，提醒著那位馬具匠的兒子說：你努力工作，這是為了使自己比普通勞動者更有用，是立志為他們造福，而不是使自己比他們更沒用，甚至成為他們中的叛徒。

康德曾經這樣說過盧梭對自己的深刻啟示：

我天生是個求知者。我時時感到知識的飢渴，帶著不安的欲望一步一步探索，時而因有所斬獲而感到滿足。長久以來，我相信那是可以為人類帶來榮耀的惟一可能。我鄙視一無所知的烏合之眾。盧梭在這方面糾正了我的錯誤，消除了我的盲目偏見，我學會了尊重人。我常常覺得，假如我﹝作為研究者﹞不想在奠定人權上給大家作些貢獻，我就會比那些普通的勞動者更沒有用處。

盡管康德一輩子沒有離開哥尼斯堡，但是，這卻並不意味著康德沒見過什麼世面。哥尼斯堡曾是普魯士首都，是北海和大西洋的交界處的出海港，這個海港與英國、俄國、歐洲南北的交往均非常密切——形象一點說，此地相當於“普魯士的上海”，而在康德時代，它依然還是東普魯士的首都。

因此，康德這樣評價哥尼斯堡說：“可以被視為拓展對人的見識與世界視野的好地方，雖不遠行亦能知天下事。”﹝

康德的傳記作者庫恩則如此描述了康德時代的哥尼斯堡：

18世紀的哥尼斯堡常被形容為德意志的沒落中的、偏僻的“后院”，或是普魯士的“邊陲城市”。但這兩種說法都與事實頗有出入。它位於普魯士東北角，靠近俄羅斯的邊境，地理上離波蘭比離西普魯士更近，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島民”性格。盡管如此，它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城市。哥尼斯堡於1255年由條頓騎士建城，於1340年加入漢撒同盟，直到1701年，還都是全普魯士的首都。而到了康德出生時，它只是東普魯士的首府，但依舊是整個王國裡三四個主要城市之一，無數的政府機關仍留在海灣，所以也是重要的貿易據點……其貿易對象主要是波蘭、立陶宛、英格蘭、丹麥、瑞典與俄羅斯……作為港口，其繁忙的程度不下於漢堡或其他漢撒城市，主要的競爭對手則為但澤市。

正如故鄉“普魯士的上海”一樣，康德身上開放的一面與保守的一面始終是矛盾地交織在一起的。為了說明這兩面是怎樣奇妙而必然地水乳交融的，我們最好是採用弗洛伊德的解釋。弗洛伊德說，正因為我們是處在一個在不斷分裂中生成的世界，所以方才總是希望能夠看到一個單一的、洞察一切的、知曉萬物的神，或包羅萬象的理性法則，渴望由它來控制地球上和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似乎這樣才會感到安全。而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人對於法則的固執，這是對“嬰兒期”的留戀，通俗地說，即在這種不成熟狀態下，他才需要一個萬能的父親，因此，他迷信永恆法則、害怕變革、拒絕斗爭。

對於康德身上被馬克思所痛斥的“德國庸人”的一面，即執著於法則的保守的一面，我們似乎也可以作這樣的理解。實際上，如果我們不把康德神化，那麼，康德的傳記作者所作出的那種分析，即康德是因為怕死，是因為要與先天胸腔塌陷這種疾病對抗，方才堅持有規律的生活，這種說法方才是深刻而獨到的。

顯然，在康德那裡，所謂“內心的道德法則”，一直就是作為一種對抗性的力量存在的，而他對抗的是這樣一種存在，這種存在“仿佛根除了我作為一個動物性的造物的重要性，這種造物在它短時間內（人們不知道是怎樣）被配備了生命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曾由以生成的物質歸還給行星（宇宙中的一個純然的點）”﹝——在這種存在面前，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法則都被沖破了——而與內心的道德法則相對立的這種存在，也就是“星空”。 康德說，最令人驚嘆和敬畏的是“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則”。而這短短一句話，一舉劃分出兩個迥然不同的領域：一個是內心的道德法則，另一個則是浩瀚的星空。

在《實踐理性批判》“結束語”之開篇，康德指出了這兩個領域之間的根本不同：

有兩樣東西，越是經常而持久地對它們進行反復思考，它們就越是使心靈充滿常新而日益增長的驚贊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則。……前面那個無數世界之集合的景象仿佛根除了我作為一個動物性的造物的重要性，這種造物在它短時間內（人們不知道是怎樣）被配備了生命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曾由以生成的物質歸還給行星（宇宙中的一個純然的點）。與此相反，后面這種景象則通過我的人格性無限地提升了我作為一個理智的價值，在這種人格性中，道德法則向我啟示了一種不依賴於動物性，甚至不依賴於整個感官世界的生活，至少是從憑借這個法則對我的存在的合目的的規定中可以得出的，這種規定並不局限於此生的條件和界限，而是無限延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