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新华村的启示看当前“城镇化”的弊端

新华村立足于自身资源特点，探索出一条“不离本土的城镇化”的特色道路。纵观我国各地蓬勃开展的“城镇化运动”，大部分却是在行政力量的介入下，片面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例如某省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十二五末，要实现1000万农民的城镇化（该省总人口不足5000万）。正是这些基于对“城镇化”片面理解下的决策措施，导致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众多困境与弊端。

弊端一：“空心城镇化”。 即城镇化水平大大超过本地工业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出现缺乏产业支持、市场支撑和人口支撑的“空心城镇化”，使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的矛盾进一步突出。长期以来，城镇化被狭义地理解，变相放大了城市或城镇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城镇化的趋势。从1999年到2007年，我国城市建成区的面积扩大了7.2%，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 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乱占耕地现象，使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失控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城市以一种粗放的方式快速蔓延，过度征用土地甚至耕地。

弊端二：“半城镇化”。中国国际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发布的《2008年中国城镇化率调查报告》提出了“半城镇化”概念，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其表现为，农民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甚至沦为城市的“末等公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小城镇，大战略”的发展思路，中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大量农民开始从事非农产业，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最高人数曾达到1993年-1994年的1.4亿人。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不局限于某一地域、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定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11年的城镇化率为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是这其中包括1.6亿外来务工人员。这些漂浮在城市的庞大“农民工”群体，并没有完成从非农就业向城镇居民转换的过程。在户籍制度上，农民工的非农就业和城镇化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事实上的联系；在保障制度上，农民工更是不可能与城市人口同日而语。

弊端三：“过度城镇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镇化速度明显超过工业化的速度，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镇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导致城镇人口过度增长，城镇建设的步伐滞后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不能为居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使得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带来严重的“城市病”。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如墨西哥的工业化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化水平已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其直接后果是贫民窟的扩大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急剧增加。具体到我国而言，应控制城市化率每年1%～1.5%的增速， 以确保城镇化的质量，避免重蹈“拉美式”和“印度式”城镇化的覆辙。

弊端四：“被动城镇化”。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受到行政力量的直接作用。在指标要求的驱动下，部分地区为达到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以完成任务的方式将城镇化片面“数字化”，使部分不符合城镇化要求的农民有计划地“农转城”。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与“以人为本”的执政宗旨相背离，另一方面也是将自然的城镇化过程演变为人为推动农民进城的“被动城镇化”，出现“行政城镇化”、“指标城镇化”和“被城镇化”的局面。这种以行政力量强力推动的城镇化，不仅使进城农民得不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基本的居住等生活保障、无法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还有可能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留下隐患，埋下社会动荡的不稳定因素。

以上四种弊端再次说明，由于特殊的资源禀赋、特殊的历史和人文背景、多元化的地域空间、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及特定的社会体制五个方面的原因，我国城镇化道路必须是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既不能够照搬照抄国外经验，也不能够在广大地域范围内千篇一律，而是应该在尊重基本规律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解决好城镇化中“人”、“产业”和“地”的问题，因地制宜寻找更加符合各地实情的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