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需要从全局的高度来综合认识上述负面作用：
　　第一，“资本是世界公民”，即使不征遗产税，资本也会在全世界流动，实践中很难甄别有多少资本流动是由遗产税驱动的；同时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多数都开征了遗产税，财产所有人不在此处交税，也会在彼处交税，因此遗产税对于资产跨国转移的作用大小很难准确衡量。
　　第二，关于遗产税对于储蓄与投资的影响，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没有得出可靠、一致的结论，实际上是促进和抑制两方面的作用都有，取哪一头，往往服从于一国的现实背景与当前需要。
　　第三，自进入现代以来，遗产税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主要税种，组织财政收入也不是遗产税的主要功能。各国的情况均表明，征收遗产税，更多是看重其政治功能，即抚慰大众心理、回应社会关切、营造公平正义的舆论环境，遗产税的经济功能与财政意义往往不是第一位的考虑。
　　开征遗产税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若干的配套制度。首先是财产登记制度。对此，我们已经有了银行存款实名制、股票实名制、房产实名制等，目前需要做的，是对这些财产信息的整合与共享。其次是财产评估制度。征收遗产税需要对财产特别是不动产进行估值，这的确需要逐渐提高有关方面的管理水平。最后，征收遗产税还需要与主要国家签定多边或双边税收协定，既避免重复征税，也防止逃税避税。不过，上述所有制度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国家的制度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本身就需要逐步建立与完善。遗产税的开征，将与现在正在进行的其他改革一起形成合力，推动以上制度的逐渐完备。
　　总之，综合目前各方面的情况看，开征遗产税的政治意义已清楚浮现，重议遗产税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值得认真考虑与全盘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