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形势，苏联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48年5月，斯大林批准派遣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前往中国东北，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和抽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的命令。［6］他指示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给新中国一切可能的帮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任何偶然事件都不会吓倒我们。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和资金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7］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苏联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1948年9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未来苏联援助中国的形势做出判断：“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8］
就在几天前，即9月8日，林彪曾致信斯大林，说明东北在恢复铁路运输和工业企业方面缺乏金属、设备、材料和有经验的干部，提出为制定东北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希望苏联能派一批专家来华援助，包括计划专家、国民经济专家、各类工业专家、财政专家、军事铁路学校教员、工业学院教授等至少100名以上的各部门专家。［6］这封信再次反映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后即将面对的新任务、新问题，中共要担负起城市接管、经济建设、国家管理的重任，却缺乏资源，尤其缺乏经验和人才。
苏联大力帮助完成东北铁路干线的恢复和运营，并同意毛泽东关于帮助修复华北铁路的请求，但拒绝此时派遣专家小组。斯大林对援助中共还存有很大顾虑并坚持谨慎行事，他怀疑毛泽东不过是另一个铁托，将来会与苏联利益背道而驰，而且还顾忌美国的反应。1949年1月，斯大林派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往西柏坡了解情况。毛泽东、刘少奇等与米高扬进行多次谈话，全面详细地介绍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关于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间清楚表明了中共的亲苏立场、向苏联学习的愿望以及站在苏联一边的决心。
米高扬的访问使斯大林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进一步明确了支持中共的政策。随后，苏联加大了援助中共的步伐和力度，中共也坚定了联合苏联的决策。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总结时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8］(p262)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共必须要尽快落实苏联是否会承认新政权、是否会提供全面援助等重大问题。6月26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抵达莫斯科。第一天会面，斯大林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提供3亿美元贷款，派遣专家，帮助清除上海外围的水雷、建立舰队、开辟中苏空中航线，以及帮助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并提供歼击机，等等。斯大林表示，苏联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中国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帮助，他还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解放新疆。［9］为确保刘少奇访苏目标的实现，毛泽东对苏联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于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10］在之后的中苏会谈中，斯大林承诺，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予以承认。8月25日，完成出访任务的刘少奇返抵沈阳，随同抵达的还有科瓦廖夫和220名苏联援华专家。［1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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