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支持和对新中国提供全面援助的承诺，为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结盟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反过来中苏结盟又保障了苏联全面援华承诺的兑现。同一时期，新中国是否有可能争取美国的援助呢？毛泽东给出的判断是“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的想法是“幼稚的”，他以孙中山的革命经验为鉴，指出帝国主义是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援助的。［10］（pp1474~1475）
那么，美国是否有意愿或可能为新中国提供援助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是解决中美之间的承认问题。承认问题是由中国革命所导致的旧政权的推翻和新政权的建立而产生的，这种政权更迭并不会改变中国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资格。在国际法实践中，承认标准主要依循有效统治原则，也就是说“一个政府事实上控制了这个国家，并受到大部分居民习惯上服从并有长久存在的合理希望，可以说代表这个国家，因而有权被承认”，不过，“遵守国际义务的意愿经常是新政府自己寻求承认和其他国家给予承认所提及的一个因素”。［12］
争取国际承认，就是要争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和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沈阳等大城市解放后出现的外国使领馆和侨民等涉外问题，其性质就是承认问题。对此，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将承认问题由新政权的单向“被承认”变成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双向承认，毛泽东把它概括为“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与“另起炉灶”直接紧密关联的是如何处理旧中国的“国际义务”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并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在具体实施步骤上，毛泽东主张应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影响，而对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10］(pp1434~1435)，也就是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上述方针的目的就是要“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13］，从而使中国彻底改变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并为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创造条件。
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明确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10］(p1461)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再次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0］(p1466)
中共关于建交的原则是否会被美国接受呢？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10］(pp1434～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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