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勉励：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势判断

早在外交问题列入中共筹建新中国的议事日程时，美国也已在考虑该如何面对中国的局势变化。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美国不得不接受其“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政策破产的现实，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对华政策》文件指出：美国提供的援助已不足以阻止共产党的推进，更不用说去扭转战局了，“全面援助”等同于公开干涉，将增加对干涉者的抵抗，而越是公开干涉根深蒂固的中国革命，在政治上就会陷得越深，中国人民就越会把国民政府看做是可耻的傀儡政权，美国的任务就越艰巨，干涉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因此，文件认为，美国的近期对华政策应采取下列措施：继续承认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消亡后，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对承认问题做出决策；尽最大可能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14］1949年1月，美、英等国开始磋商承认人民政府的问题。同月，为了获得在华处境转圜的自由和维持在华立足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使领馆拒绝了国民政府南迁广州的要求，继续留在南京。刚刚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以“等待尘埃落定”比喻此时的美国对华政策。

这里所谓旁观、等待反映的不过是美国在华进退维谷的窘境，将其设想为美国与中共和解的机会，是脱离历史实际的。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产物。为捍卫“自由世界”和保障美国安全而发起的对苏联的遏制，其核心任务是“防止共产主义蔓延”，这是扶蒋反共政策的根源。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在世界的扩张、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严重影响了美国的未来安全”。［15］1949年8月美国发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被看做是弃蒋宣言，但同时也清楚地表明美国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大战略下不可能改变对中共的敌视立场。

第二，美国接受蒋介石失败的现实，并不等于彻底放弃它的反共盟友。同样的，美国拒绝对蒋继续承担“全部义务”，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全部解除了对蒋的“义务”。为了不“挫伤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并确保其继续抵抗，也为了避免损害它所援助的其他亚洲反共政府对美国的信任，美国一直坚持对“国民政府”的“继续承认”政策。美国拒绝对蒋介石增加新的援助，是因为这样做：（1）是无效的；（2）最后只能增强共产党的军事力量；（3）可能最重要的是，将巩固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持，维持其关于中国与苏联利益与共的错觉。［16］但这并不妨碍美国继续实施《1948年援华法》，杜鲁门的决定是“既不暂缓或终止也不着力推进对中国军援物资的运送”。［17］1949年4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决议将已到期的《1948年援华法》延长期限至1950年2月，规定“对于中国的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予以援助”。［18］

第三，美国与中共接触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与中共和解，不如说是为了在中共和苏联之间打“楔子”，以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美国不是要表达真诚、友好、平等的善意，而是不甘心中国脱离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的决策者相信：要十分技巧地运用好“恐惧和恩惠”，就可以影响新政权对美国的态度，要让美国的力量得到重视而非轻视，由于运用军事力量需要付出高昂代价，所以最有效发挥力量的途径是通过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形式。［14］因此，承认问题就被美国看做是可以对中共讨价还价和施加影响的砝码与杠杆。即使主张与中共接触的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也坚决主张对新中国“不主动”、“不急于”给予承认，而且这种承认还是“事实上而不是法律上”的承认。1949年5月13日，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承认一个新政府应依据三个因素：（1）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且能维持公共秩序；（2）有能力和意愿履行其国际义务；（3）得到该国人民普遍赞同。艾奇逊指出，国际法认为“在没有撤销对合法政府承认的情况下，承认事实上的当权者可以是合法的”，但要考虑到“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事实上的当权者，在政治上将鼓励共产党而挫伤国民政府”，美国在共产党不做出履行国际义务的保证之前不准备给予共产党以“法律上”的承认。［19］显然，美国的政策与中共提出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方针政策是错行和针锋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