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張宇燕)

　　大致而言，經濟增長有三個相互關聯的源泉或有三種“增長”方式。

　　第一個是得自貿易的收益。其中的道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得已經十分清楚。但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有條件的，也就是必須保証交易的順暢實現，同時也要有足夠大的市場規模來容納分工和專業化。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又稱要素流動收益為得自貿易的收益。為了表示尊重，得自貿易的收益又被稱之為“斯密增長”。

　　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第二個源泉，就是剛才被我們假定掉的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特別是創新對生產率提升的貢獻比較直觀，也和人力資本密切相關。這種源於創新的增長又被冠以“熊彼特增長”之名。

　　勞動生產率提升的第三個源泉來自於制度創新。我在閱讀中發現，曼瑟·奧爾森在《權利與繁榮》一書中對此命題的論証簡潔透徹。故將源自於制度創新的增長稱之為“奧爾森增長”。

　　上述三個經濟增長源泉是我們思考中國未來發展的最為關鍵的角度。我們政策的會聚點亦應該集中於它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