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善濤：日本鳩山一郎內閣時期中蘇對日復交問題歷史考察

三、中國積極調整對日政策

中國政府一直密切關注國際形勢和日本國內政局的變化，積極調整對日政策。在吉田執政時期，中國政府採取了將日本政府同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的政策，一方面與反共仇華的吉田政府做堅決斗爭，支持日本人民爭取獨立的正義斗爭﹔另一方面又利用民間渠道，大力發展同日本的經貿和文化關系。隨著國際形勢的緩和與周邊環境的改善，中國積極拓展對外關系。日本作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反共堡壘，對美國的亞洲戰略意義重大，如果能夠恢復對日邦交，就有可能使美日同盟陷於分裂，從而突破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封鎖，創造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也有利於國內的經濟建設。此外，中日民間交往的順利發展也使中國政府對中日關系的前景產生了比較樂觀的看法，希望中日之間的政治關系，即政府間的關系也能有所改善。

1954年6月，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各國平等交往的准則。8月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在會見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時指出，中日關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礙是日本政府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樣適用於中日兩國關系。﹝5﹞（p143）10月11日，周恩來在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和學術文化訪華團時再次強調：“我們和日本也同樣可以根據這五項原則來彼此承擔義務”，還說：“我們承認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吉田先生的票，我們就承認吉田先生代表日本……日本人民投誰的票，誰得的票多，誰組織政府，我們就承認誰。”﹝9﹞這表明中國政府已開始調整對日政策，希望中日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指導下恢復邦交關系。10月12日，中蘇發表《中蘇關於對日本關系的聯合宣言》，表示中蘇兩國願意採取步驟同日本實現關系正常化。鳩山上台后，中國外交部亞洲司迅速向中共中央遞交多份報告，對鳩山本人及其對華外交政策進行了仔細分析和研究，並提出相應對策。例如，建議中共中央積極應對鳩山關於恢復日中、日蘇關系的講話等。﹝10﹞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名為《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的文件，確定中國對日的總方針為發展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孤立美國，間接影響日本人民，給日本政府施壓，迫使日本改變對華關系，逐步實現中日關系正常化。在這一總方針下，還確定了中國對日政策的基本原則和具體實施計劃。﹝11﹞

1954年12月21日，周恩來在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再次指出：“我國是願意同日本建立正常關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樣的願望，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中國政府將准備採取步驟，來使中國同日本的關系正常化。”﹝5﹞（p128）12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論日本和中國恢復正常關系》的社論，對鳩山政府願意發展中日關系的表態表示歡迎，重申中國政府“願意採取步驟，恢復和日本的正常關系”。﹝12﹞在隨后兩年多的時間裡，中國政府又多次發表對日政策的講話，其中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會見日本友人時候的談話，外交部關於中國政府建議中日兩國政府就促進中日關系正常化問題進行談判的公報，以及《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中日關系的社論等等。這些講話、公報或社論的核心內容主要有以下四點：第一，中國希望與日本實現關系正常化﹔第二，對鳩山內閣在對華問題的兩重性和反華政策給予堅決批判和斗爭﹔第三，要恢復中日邦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第四，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關鍵是日本在這一問題上採取積極步驟。此外，中國政府還在日本戰俘問題、日僑歸國問題、民間交往問題上採取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措施，充分表明中國政府在發展中日關系上既堅持原則又兼顧靈活的態度。

雖然鳩山內閣成立之初對發展中日關系曾作出若干積極表示，中日關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展，但是，由於日本在台灣問題上仍堅持“兩個中國”的立場，中日關系始終沒能邁出關鍵一步。隨著反華的岸信介的上台，中日關系再次陷入了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