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蘇對日復交結果分析
鳩山內閣時期，雖然中蘇兩國都積極主張並採取實際行動恢復對日邦交，但最終結果卻大相徑庭。蘇日兩國經過談判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中日兩國關系雖相對好轉，但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依然停滯不前，仍局限於民間交往，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復雜的。
雖然鳩山內閣在上任伊始曾表態要恢復日蘇、日中邦交，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始終堅持優先發展日蘇關系、積極促成日蘇復交的立場，在日中復交的問題上卻搖擺不定，甚至是完全擱置，把發展對華關系鎖定在經貿領域。1955年1月4日，日本民主黨通過《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明確提出要與蘇聯結束戰爭狀態，實現日蘇邦交正常化，但在對華問題上除了呼吁促進貿易以外，竟沒有一個關於全面改善中日關系的具體提案。1956年4月5日，鳩山在就任由民主黨與自由黨合並組成的自民黨首任總裁時發表講演，再次強調要實現日蘇邦交正常化，同樣沒有提及對華關系。特別是在日蘇談判遭遇瓶頸的重要關頭，鳩山更是沖破各方阻力，毅然赴蘇，使兩國關系正常化得以最終完成。
鳩山內閣優先發展日蘇關系是有其必然性的：第一，如前文所述，加入聯合國是當時日本政府最重要的外交目標之一，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得到蘇聯的同意，因此，日蘇復交是當務之急。相比之下，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顯然起不到實質性作用。第二，美國方面的阻撓是鳩山內閣在對中國復交問題上反復搖擺的重要原因。在以日美關系為軸心的外交戰略下，鳩山隻能在美國允許的框架下進行自主外交。而美國在日蘇、日中復交問題上一直採取區別對待政策，即對日蘇復交雖有阻撓但相對寬鬆，但對日中復交則嚴厲禁止。第三，如果日蘇能夠復交，則日本一方面獲得了美國的軍事保護，同時又能在美蘇對立中保持某種程度的“中立”，可以避免直接介入冷戰的危險，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第四，日中復交的核心問題是台灣問題，日中復交的前提是日本要斷絕同台灣當局的“外交”關系，承認一個中國原則，這是鳩山內閣不可能做到的。日蘇之間雖然有領土爭端，但不存在“兩個蘇聯”的問題，解決起來相對容易。第五，日本內部的派系斗爭也是迫使鳩山內閣優先發展日蘇關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時讓日本盡早加入聯合國是各派之間最容易獲得共識的外交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蘇聯以及當時竊佔“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代表權”台灣當局的贊成票，無疑是基本前提。正因為如此，各派在首先解決日蘇關系正常化問題上並無太多歧義。但在對華問題上，日本民主黨以及自民黨內各派分歧嚴重，親美、親台派佔據了上風。此外，在舊金山“對日和約”簽署后，蘇聯駐東京代表團仍有幾名團員繼續留駐東京，日本政府並未對此採取強制措施驅逐他們離開，這就為處於“冰凍”狀態的蘇日兩國保留了日后接觸的途徑。
鳩山內閣時期，在緊張對峙的東西方冷戰背景下，中、蘇、日三國根據各自的國家利益需要積極調整對外政策，欲使中日、蘇日關系正常化。在對日復交問題上，中國政府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靈活調整對日政策，並為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中蘇兩國相互支持與配合，堅定了彼此對日復交的信念，避免了不必要的誤會與猜忌，還極大地鼓舞了日本國內各階層支持日蘇、日中復交的決心，促使日本政府進一步做出有利於改善日本與蘇中兩國關系的舉措。雖然由於各種因素影響，中日兩國最終沒能在鳩山內閣時期實現邦交正常化，但兩國關系在這一時期仍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民間交流規模繼續擴大，為日后邦交正常化建立了重要基礎。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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