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蘇在對日復交問題上的相互合作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政府確立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並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第三條就規定“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13﹞這表明中蘇將在國際事務中緊密合作、相互支持。這種相互支持與合作在鳩山內閣時期中蘇對日復交過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1953年9月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后，迫切需要來自中國的支持，特別是希望在國際問題上得到中方的支持與配合。1954年，赫魯曉夫親自率團來華參加中國國慶五周年慶典活動。10月3日，在中南海舉行的中蘇兩國最高級會談上，當聽到毛澤東在發言時說到“我們之間在對外方面和國際活動中，多進行磋商，協調步調，一致對外﹔在對內方面和生產建設上，則互相幫助，互通有無，互相協作，這不很好麼”時，赫魯曉夫等蘇方客人“喜形於色，很表滿意”。之后，中蘇雙方又進行了三次會談，“在這些會談中，雙方再三表達了互相合作和團結友好的願望。兩黨對國際問題的意見也是完全一致的。”﹝14﹞毫無疑問，中蘇雙方在改變對日政策、努力促成中蘇對日復交問題上的意見也完全一致。10月12日，《中蘇關於對日本關系的聯合宣言》便順理成章地發表了。
蘇方的坦誠在蘇聯對日復交談判期間亦有所體現，不但一直與中方保持密切聯系，而且還及時、准確地向中方通報談判進程及內容。例如，1955年6月3日，中國駐蘇聯大使宦鄉給外交部的電文中稱：“蘇、日雙方代表已於6月1日作了初次會晤，預定今日下午舉行禮節性的開幕式，下周二開始商談程序問題。馬立克同志決定派參贊齊赫文斯基與我經常聯系，定期告知會談情況。”﹝15﹞從電文內容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兩點判斷：第一，蘇方至少在6月3日談判開始前就已經告知了中方﹔第二，從蘇聯派齊赫文斯基與宦鄉聯系並定期告知會談情況來看，蘇方對與中方溝通一事比較重視。6月14日，馬立克約見宦鄉，並告知了蘇日談判的進展情況：“蘇日談判仍停留在程序階段，蘇方主張先討論和約問題，日方主張先討論遣返在蘇日俘問題。在談判中蘇方曾故意提及千島群島問題，日方避做不答，看情況日方似准備拖一下。”﹝16﹞8月10日，馬立克再次約見宦鄉通報蘇日談判情況。9月24日，蘇聯駐華臨時代辦羅邁進面交張聞天兩份文件：一份是關於在倫敦舉行的蘇日談判情況﹔另一份是蘇日雙方最新提交的和約草案。由於蘇日在北方領土問題上分歧很大，因而談判在1956年3月一度中斷，1956年7月31日，蘇日在莫斯科恢復談判。8月3日，中國駐蘇聯大使溫寧拜會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顧德夫，顧德夫通報了蘇日談判情況。﹝17﹞8月13日，蘇日談判再次中斷。9月11日，鳩山致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提出了准備恢復談判的五點要求。13日，布爾加寧回復鳩山，同意日方所提出的五項要求，並表明了在莫斯科重新談判的意向。15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周恩來轉交了鳩山與布爾加寧就復交問題談判的往來信函。﹝18﹞10月3日，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副司長賈丕才會見溫寧，通報了蘇日談判的進展情況。﹝19﹞19日，蘇日簽署了《蘇日聯合聲明》，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后，蘇方還就選派蘇聯駐日大使的問題向中方做了通報。﹝20﹞
中方首先在外交政策上堅定支持蘇聯。1954年10月12日，中蘇聯合發表了《中蘇關於對日本關系的聯合宣言》。12月16日，在莫洛托夫發表對日關系聲明后，中國外交部立即做出反應，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報告中指出，這份聲明“來得異常及時，這樣就逼得鳩山政府不能不表示態度……為了配合蘇聯政府這一重大外交行動，我政府似應考慮同樣表示願意同日本政府就中日關系採取措施，如果不表示准備同日本政府採取措施，僅僅再一次表示同日本建立正常關系的願望，似乎有點不夠”。至於用什麼方式來表示，外交部認為，“我總理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中提到中日關系的問題，當然是一種表達方式，但政協會議的講話，畢竟是對內的……不能成為對日本政府的一個正式答復。為了加重對鳩山政府的壓力，我政府似應同蘇聯政府一樣，用外長的名義發表聲明”。12月19日，盡管周恩來在閱后批示：“聲明不發表”，﹝21﹞但採納了外交部的另一種意見，即12月21日在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發表了關於中日關系的講話，以此配合蘇聯的對日外交行動。1955年1月下旬，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約見了即將赴任的駐蘇大使劉曉，在談話中強調在對外政策方面要與蘇聯配合，要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精神同蘇方進行廣泛接觸和合作。﹝22﹞這其中自然包括在對日問題上與蘇方的配合。1955年2月12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在祝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五周年的電報中強調：“中蘇兩國願同日本建立正常關系，並積極支持日本人民走上獨立發展和國際合作的道路”，﹝23﹞再次表明了中國政府堅決支持蘇聯對日復交政策的態度。在蘇日復交談判期間，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多次對來訪的日本代表團發表談話，表示願意採取措施促進中日關系正常化，並及時向蘇聯方面通報有關情況。9月29日，周恩來在會見尤金時，就向蘇方通報了中國打算“要日本政府派代表來北京談中日關系正常化的問題”。﹝24﹞實際上，中方採取措施推進中日關系正常化的行動本身就是對蘇聯對日復交政策的一種支持和配合，意在表明中蘇在對日政策上的一致性。
此外，中方還以《人民日報》為主要陣地，給予蘇聯輿論支持。1954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無比深厚的偉大友誼》的社論，高度贊揚了《中蘇關於對日本關系的聯合宣言》的簽訂，指出：“中蘇兩國的一致，是基於對維護和平事業的願望的一致﹔而這樣的一致是建立在兩國根據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進一步密切合作的基礎之上的，是符合各國人民包括亞洲人民在內的根本利益的。”社論還對美國歪曲和誹謗中蘇兩國的和平外交政策進行了批駁。﹝25﹞12月16日，莫洛托夫在對日關系的聲明中表示蘇聯政府准備討論關於使蘇日關系正常化切實可行的措施。這一聲明在日本國內引起很大反響，關於中蘇“和平攻勢”等說法甚囂塵上。為了表明中方的立場和誠意，打消日本國內部分人的疑慮，督促日本政府早日採取切實可行的行動，12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論日本和中國恢復正常關系》的社論，鄭重表示“在恢復同日本正常關系的問題上，中國人民完全支持和擁護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十六日就對日本的關系問題發表的聲明”。在對各種不實之詞進行逐一澄清后，社論指出：“可以肯定地說，恢復蘇日和中日正常關系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我們希望日本新政府能以行動証實它對於恢復日本同中蘇兩國正常關系的誠意。”﹝12﹞當蘇日談判由於領土糾紛等問題陷入中斷、美日國內部分右翼人士對談判進行百般阻撓之時，《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日本人民的斗爭一定勝利》、《日本人民迫切要求恢復日中、日蘇邦交》、《演變中的日本政局》等社論或觀察家文章，深刻揭露美國和日本部分右翼人士阻撓日蘇復交的險惡用心，同時鼓勵日本國內各階層繼續開展支持日蘇、日中復交運動。﹝26﹞1956年12月12日，蘇日雙方正式批准《蘇日聯合宣言》並使之生效。為祝賀蘇日復交，《人民日報》於14日發表題為《蘇日恢復邦交》的社論，指出：“中國人民熱烈歡迎蘇日兩國恢復邦交，並且認為，蘇日兩國關系的正常化，不但符合兩國人民的願望和利益，而且也有助於遠東的和平事業。”﹝27﹞
需要指出的是，在眾多支持蘇聯對日復交的《人民日報》社論中，中方也在竭力呼吁日方採取措施推動中日復交，但中方深知“在正常關系的樹立方面，也許日蘇要（比日中）容易”，﹝28﹞所以希望通過蘇日復交對中日復交產生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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