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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余莉:《群書治要》論奢靡之害

2014年03月31日15:13   來源:理論網

原標題:劉余莉:《群書治要》論奢靡之害

  二、歷史規律:“成由勤儉敗由奢”

  《群書治要·淮南子》就講到:“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后從事焉。”意思是說,周成王和周康王繼承文王和武王的基業,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興亡的事跡,看清國家成敗的演變,不合乎道義的話不說,不合乎義理的事不做,言論不隨便出口,舉動不隨便作為,先選擇出好的方法然后根據它去行事。正因如此,“成康盛世”時,社會安定和諧,甚至達到了囹圄空虛、刑措不用的境界。

  而自周成王、康王以后到了漢代,幾乎將近一千年的時間,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卻不能復興,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群書治要·漢書》上用一句話道明了根源:“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原因就在於,領導者舍棄了治國的常理常法,放縱自己的私欲,奢侈風行而荒廢了仁義。《群書治要·魏志下》上記載著臣子有這樣的進諫:所謂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節約,珍視民力;所謂惡劣的政治,就是隨心所欲,想干什麼就干什麼。希望陛下認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開國之初為什麼會清明興盛,到末期為什麼會衰弱以至於滅亡,同時再看一看漢朝局勢的變化,就足以觸動內心而產生戒懼了。

  《群書治要·晉書上》也講到:“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興盛,沒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三代的衰敗也沒有不是由於恣意講究奢侈浪費而導致的。可見,要重建盛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首先杜絕奢靡之風。

  關於奢靡之風對國家衰亡的影響,《群書治要》上的論述很多,並把這視為盛世之主與衰世之主的根本區別之一。《群書治要·政要論》上說:“故修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意思是說修身治國,沒有比節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經傳上說欲望不可放縱。遍觀家庭與國家,其取得成功,沒有不憑藉於儉約的;其導致失敗,沒有不是因為奢侈的。儉約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縱情感;放縱情感者危險,節制欲望者平安。堯舜所住之處,門前隻有三級土台階,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宮室低矮,飲食微薄。這幾個帝王,不是其心裡不喜好,但是卻做到了十分節儉。可見,大凡歷史上能成功治理國家的君臣,無不是節欲儉朴。

  《群書治要·說苑》記載:季文子作魯國宰相,妾不穿絲綢,馬不吃糧食。仲孫忌勸他說:“你是魯國上卿,妾不穿絲綢,馬不吃糧食,別人將會認為你是吝嗇,並且使國家不光彩。”季文子說:“是這樣嗎?我看到國人的父母都還穿粗衣、吃蔬菜,我因此不敢奢侈。而且我聽說君子靠高尚的道德使國家光彩,沒有聽說過是依靠妾和馬。所謂德,是既能使我有所得,也能使他人有所得,所以能夠推行。如果放縱自己,盡情奢侈,沉迷於錯綜華美的色彩,不能反躬自省,怎麼能守衛國家呢?”仲孫忌聽了慚愧而退。

  亂世之君臣卻恰恰相反。《群書治要·商君書》說:“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欲擅一國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在這裡就指出,當時亂世的君主、臣子,都得意洋洋地欲獨佔一國一方的利益,探求哪個官位更重要,好便利自己謀私,這就是導致國家危亡、不能實現成功治理的原因。

  可見,唐朝著名詩人李商隱在《詠史》一詩中所寫的“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正是總結了歷史發展得出的必然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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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湘憶、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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